因對《基本法》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社會中的對立、分化和撕裂，港人之間不斷內耗，政府管治舉步維艱，情況令人失望、氣餒和擔心。中央和泛民主派互不信任、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對中央的敵視或予以「妖魔化」，卻使「一國兩制」的前途蒙上陰影。今天，《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一個關鍵時刻，香港何去何從，願我們三思而行。
李光耀終究不能長生不老；他撒手人寰之後，新加坡的管治會不會出問題呢？香港沒可能出一個李光耀；但即使李光耀復活，用他的管治方法又能不能管好今天的香港呢？
亞視危機由去年尾延續至今，事態突然180度轉變，令不少人大感詫異。外界紛紛揣測，年前政府當局以「循序漸進」為由，否決香港電視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現在又適逢亞視正進行續牌程序，兩年前的牌照風波，會否因是次股權轉讓而再次上演？我們特訪問時事專欄作家、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與讀者分析當前狀況。
我一直試圖換位思考泛民派和青年學子心態。應該承認一國兩制的構思和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北京執政者、中央和中資駐港機構近二十年來的決策和言行，同樣也有錯失之處……
在出殯前多達144萬多人等候長達十小時排隊去瞻仰其遺容，出殯當天冒雨沿途送別的人群也超過150萬，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國民抽空向他致敬。外國政要稱他為當代政治偉大領袖的也不乏其人。可見蓋棺論定將他評為功遠大於過，應是中肯的定論。
亞投行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有發達國家加入的多邊體系，對其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是一次可貴的試水。它與世行、亞行等傳統多邊開發銀行定位有別，並不以減貧為核心使命，而是通過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
很多人估計，李光耀走後，新加坡會走向自由化。事實上，近年反對黨的勢力已日增，上屆選舉，人民行動黨只拿到六成議席。今後，反對黨發聲的機會一定更多，那社會上的矛盾，包括我上文所講的外勞矛盾，一定會有人提出不同的處理方法，勢必引起社會上更多的紛爭。
李光耀的逝世，即使並不突然，也足以震動世界。世界各大媒體都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報道，也有不少紀念回顧的專題。 各國各地區的政要們也紛紛發來吊唁信。一如奧巴馬的文中所述，李光耀是一個歷史上真正的巨人，作為新加坡開國之父和亞洲事務上偉大的戰略家，他將會被世世代代記住。
「三跑」應否興建完全可以是個擺事實、講道理的議題。政府錯在急於求成，企圖蒙混過關。在解決空域問題上，政府必須取得中央的明確支持，否則只是浪費千億公帑，得物無所用。本着尊重《基本法》的規定和立法會的憲制權責所反映的法治精神，政府不應濫用行政權力，藉此繞過立法會的審批程序。
弔詭地，是生於國恥的香港率先成功走向世界。香港像坐直通車，免除中國各階段的冤枉和反覆折騰。香港經驗給全國用，一邊用，一邊罵。更弔詭地，是香港率先走向世界的成功，幾經內內外外顛倒和顛覆之下，現在成為香港的問題，為香港帶來困厄。
是否要「袋住先」取決於市民的支持度，但過去多月在香港發生的風風雨雨已重創社會和諧。如果要市民「袋住先」，不如「傾掂先」……
近些年來，反腐敗一直是每年3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的高熱話題，今年2015年不僅如是，更有高層採取新方式予以加熱……
記得我進入南洋大學的第一年，我所就讀的政治學系的政治學會請來李光耀演講，他剛好當上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總理，學生要他講從政的心得。他在演講中講了一件事，叫我歷經55年仍牢記於心……
我無意於討論李光耀或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我只是說，不存在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因為，那是冷戰的產物，那不是簡單的個人奇跡。我還想說，別人可以在馬六甲海峽釘下一枚閃閃發光的圖釘，我們為甚麼不可以？我們也需要一些新的個人傳奇！
最考驗李光耀的頭十年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為新加坡建國定位，要成為一個共產國家，正如馬共所要的嗎？要成為一個華人國家？要成為一個種族優先權的國家？要繼承英國遺留下來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說漫無目的地亂闖比朝着堅定方向前進更容易找到出路，肯定沒有多少人會同意。不過，「蜜蜂和蒼蠅」的寓言提醒我們，對某種信念的堅持，有時也會使我們陷入盲目性……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如果不計地產和金融公司，香港可以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李錦記了，幾乎半個中國的老百姓都要吃香港牌子的醬油。然而也無法太樂觀，貴州的一個老農婦可以創辦年產幾十億元的老乾媽辣椒醬企業，李錦記家族擁有幾百億資金可以陸續「生錢」，卻不一定過一代二代還可以賣醬油。
我們身處在一個政治化得離譜的時代，每個人都被人貼標籤，也習慣貼他人標籤。左右紅橙黃藍綠：似乎除了顏色，其他是非黑白都是次要。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為了阻止個別的獨裁者，把他們的取捨加諸社會身上，人類發明了民主制度。然而，以一人一票去為社會作決定的機制，自身亦存在着結構上的矛盾……
默克爾是德國的總理，德國法西斯在二戰時期與日本法西斯是同盟國，又同是二戰戰敗國。對日本來說，默克爾的話最能敲打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派的神經。德國目前是歐洲第一大國，一言九鼎，在世界上威信也很高，但是該國既沒有核武，甚至取消核發電站。默克爾對日本說的這一番話，是現在最誠懇的、沒有火藥味的、最可能聽得進和深思的外國發言。
李光耀至今整整一個甲子的歲月中，堪稱為黨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對他的黨、國家和人民的奉獻和貢獻，將永載新加坡史冊。李光耀至今整整一個甲子的歲月中，堪稱為黨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對他的黨、國家和人民的奉獻和貢獻，將永載新加坡史冊。……然而，世易時移，大家長「大棒政治」的統治，新加坡人是否始終甘之如飴，繼續接受下去？這是個大問題。
假如政府的方案被立法會否決，2017年沒有普選，情況是否會壞到香港不能管治？可以預計的壞後果是，爭取真普選的聲音和行動會增加，激進分子的違法的行為會變本加厲，泛民議員在立法會的不合作運動會持續等。上述種種後果表示香港施政依然不會暢順，但這不等於香港到了不能管治的地步。
香港獨樹一幟，可能是歷史上最少衝突和磨合、最低代價和最高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模式。歷史上可能沒有另一個地方這麼長時間內，西方在東方土地上劃出一個完整的司法管轄權範疇，配套的體制完整運作和累積而成一個「類現代化和現代性」社會和文化。
民主化與去全球化是我國的真正出路，但超過三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已經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現政權改弦更張真可說是緣木求魚甚至與虎謀皮…
如果說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發生在政治上並不可行，甚至會導致政治的失敗，不加選擇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會導向同樣的結局。如果說民主不可避免，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贏得最終勝利的，是那些能夠找到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的社會。
相比美國主流社會在處理敏感問題的做法與態度，香港的泛民實在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人家在處理奧克拉荷馬大學種族主義事件的例子，值得參考。泛民總不能左手爭取民主、右手鼓勵反民主。
即使泛民又一次聯名反對8‧31決定，絕不等於他們當中沒有人願意與中央官員溝通，也不等於溝通一定起不了作用。擺在面前的困難，人人看到，但既然中央負責官員說了使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是「硬任務」，那就應該迎難而上，不應放棄任何機會，不管多麼渺茫。
無可否認，大陸與香港兩地關係已亮起了「紅燈」。但，不能被局部現象所迷惑和誤導，這畢竟不是主流。一國的統一與二制的磨合，是大格局、大趨勢。我們最重視的是北京執政當局，真正制定了什麼基本政策和對策，而香港第一管治力量、第二管治力量和其他社會正面力量是如何執行，如何落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