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特首說放棄積極不干預，只是為求政治正確的表述。重點落在「適度有為」這個「新」思維上。但這「新」思維，成績又如何呢？
當本社記者接觸集資成功的吳曉東時，他表明已謝絕很多訪問：「我們做新聞的，是訪問人，不是被人訪問。現在差不多告一段落，要說的都說了。我又不是評論員……」他深明自己記者的身份，需要沒有政治立場，不受主觀氛圍影響，才能發掘事實。
當本社記者接觸集資成功的吳曉東時，他表明已謝絕很多訪問：「我們做新聞的，是訪問人，不是被人訪問。現在差不多告一段落，要說的都說了。我又不是評論員……」他深明自己記者的身份，需要沒有政治立場，不受主觀氛圍影響，才能發掘事實。
他們藉口關注組有校友有政黨背景，就斷定是校外政治勢力干預校政，「將不必要的政治鬥爭帶入校園」，卻不敢面對一個更嚴峻的事實：即干預校政的，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在香港的官方機構和民間代理。
中共十八大之後的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改革決議，可以說是對中國長遠的頂層改革設計。然而，即使有了頂層設計，也不代表能順便實行政策，執行才是關鍵。政策如果不能順利執行，將導致不可預計的後果，不但不能推進改革，更可能導致改革的倒退，甚至出現顛覆性的錯誤。如何執行頂層設計的改革，正是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剛剛過去的股災，已經從不同層面，充分展示了中國的政策執行，會遇到怎樣的嚴重問題。三中全會決議推進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可以從各個方面推進，但現實上難以全面推進，需要找到有效的突破口——金融自由化就是一個突破口。今天，無論從國際層面，還是國內發展的需要來看，中國都急需推進金融自由化。 在國際層面，中國已經轉型成為資本過剩國家，在產能大量過剩的情況下，經濟力量需要走出去，人民幣需要國際化。同時，如果中國要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得到與其經濟力量相稱的地位，就要繼續登上國際金融體系的頂端（例如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的儲備貨幣）。以上種種都要求中國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就內部發展而言，金融自由化更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多年來，中國政府視中小企業為推動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一環。很多國家都是如此。這並非政府不再重視大型企業，而是大型企業自我生存和發展的能力遠較中小企業高。重視中小企業的好處有幾個方面：首先，有利於企業創新。縱觀全球，大型企業都傾向壟斷市場，為增強競爭能力，中小企別無他法，必須積極創新。 第二，培養未來的大型企業。大型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無論怎麼努力，都必然走下坡路，被從中小企業蛻變而成的新型大企業所取代。 第三，中小企業有利於社會公平。在任何社會，中小企業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解決就業問題。就業是社會的第一次分配。如果不能解決就業問題，窮人問題難以解決。 第四，在中國，近來的眾創運動又給發展中小企業新的意義，培養新一代企業家。目前中國大部分企業家都是在1980和1990年代兩波經濟分權過程中闖出一片天的。到了今天，他們大都上了年紀，不再具有再投資和創新的鬥志。政府應進行新一輪的經濟分權，為新一代企業家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 保留「平準經濟」能力 由國家所控制的金融體系，至今仍未有實質改革成果，中小企業仍然難以從銀行系統融資。中國的金融系統（儘管仍然是國家控制的），也具有了華爾街那樣的「過大而不能倒」的特徵。沒有人有能力或者敢於把這麼龐大的國有銀行系統「私有化」。這不僅是因為很多學者所說的「龐大的國有銀行系統對改革具有強大的阻力」，也是由於其他幾個問題。 其一，在中國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系，如果政府仍然要保留「平準經濟」（這是中國數千年經濟哲學的核心）的能力，仍然需要掌控龐大的金融系統。其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金融私有化」，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往往導致了寡頭經濟。其三，從西方私有銀行系統運作的經驗來看，私有化並不見得能夠有效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通過金融自由化，動員社會資本成為必然，是理性思考的結果。 為什麼由理性思維推動的金融改革會導致股災？股災發生在經濟活動的微觀層面：中國股票市場已經運作多年，建立了諸多制度，而且和西方國家的制度設計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問題在於，為什麼那些在西方能夠有效運作的微觀制度，在中國不能有效運作甚至完全失效呢？箇中原因不能僅在微觀層面找尋，事實上，而要重新審視頂層政策設計，以及中間的政策執行層面。 在中國，任何頂層設計都是一個政策概念，表達的是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我們不能要求頂層設計出完整的制度體系。即使設計了，也會出現很多問題，因為頂層沒有足夠的信息和經驗。這就需要中間層次做大量的工作，把頂層政策理念轉變成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才能到達微觀層面的運作。 現在看來，問題在於頂層設計，沒有回答「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市場化改革？」這個重要問題。這裏面包含一種錯誤的認知，以為市場化就是政府不干預經濟。就股票市場來說，就是簡單地降低企業和股民進入市場的門檻。其實，市場化並不是說政府不需要在經濟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轉型，要從以往的直接干預經濟，轉型到規制型政府，對經濟活動提供有效的規制。 問題是規制什麼樣的經濟活動？怎樣規制？怎樣使得規制制度在中國的環境中能夠有效運作？這些都是中間層需要思考的問題。如果中間層沒有做處理得宜，把一個抽象的政策概念直接演變成微觀層面的個體經濟行為，必然會出現問題。 在微觀層面的確是有制度設計的，但問題是過於微觀，並且只是照搬其他國家的做法。諸多微觀層面的制度設計，根本就沒有考量到中國社會的特性和來自外部的潛在影響。這兩方面的問題在這次股災中相當明顯。首先，股票市場的設計，沒有考量到中國股民好賭博的民性。其次，就外部因素來說，制度設計沒有充分考量到在全球化狀態下，金融市場的運作必然要受到外面的巨大影響。 危機發生後，有人抱怨國內的機構和散戶做空股市，出現了「經濟漢奸」和「階級敵人」的概念；也有人抱怨是海外力量的「陰謀」所致。實際上，如果估計不到這些潛在的內外部因素，是決策部門本身的錯誤。內決策者對內外部因素估計不足，不作自我反省，反而指責內外部因素，充其量只是逃避責任。究其根本原因在於中間層次不作為，沒有清楚了解可能影響政策實施過程的因素。 類似政治錯誤足以顛覆黨國 政府動用了各方面的力量救市，試圖穩定市場。或許有人不滿意政府的做法，但畢竟政府有能力穩定市場。不過，如果類似事件發生在政治領域，就有可能導致國家顛覆。經濟、社會的改革出了差錯，執政黨可以動用一切力量扭轉局面，但政治領域則不一樣了，如果出了問題，再也難以扭轉局面。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所實行的政治改革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實際上，今天中國一些領域的經濟改革，不僅達不到原來設想的目標，反而逐漸走向反面。例如，金融自由化的目標，本為鼓勵實體經濟發展，但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管制度，很快演變成金融投機，資金不但沒有走向實體經濟，反而從實體經濟領域抽走了大量資金到投機活動，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另一個例子就是近來流行的互聯網+政策。互聯網+意在產業升級，結合互聯網技術和實體經濟。但現在的互聯網商業活動對傳統商業活動有兩種影響。第一，商業活動從分散到集中，是商業活動的轉移而非升級。就是說從以前的非常分散的活動（例如百貨商店、小商店）轉向了集中，集中在幾家互聯網公司。說它是轉移而非升級，是因為互聯網商業並沒有多少的技術成分。第二，商業活動的向下競爭，而不是向上競爭。因為監管不嚴等原因，互聯網商業充斥着假冒偽劣產品。互聯網商業為那些假冒偽劣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商業機會，對那些真正致力於技術升級的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說，互聯網商業是對產業的反「升級」，而非升級。 這說明如果沒有中層的配合，理想的頂層設計會走向反面。今天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層不作為，使得頂層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轉化成為切實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轉化為現實。 1980和1990年代改革的成功，在於有效地調動了中層的積極性，有中央和地方兩條腿，兩個積極性。當時中央高層有改革的決心，有宏觀的改革理念，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均積極實施和推動高層提倡的改革政策。當時，各省市到處試點，大家互相競爭，從競爭中尋找最佳的改革實踐模式，成功之後，再向全國推廣。更為重要的是，當時高層是容許地方進行試錯的，沒有試錯，就不可能有創新，容許試錯是改革創新的前提。 現在中間層不作為，有很多客觀因素。今天中國，需要一種集權式的改革，過去高度分散的改革模式已經過去，因為分散性改革所產生的諸多利益，到今天已經儼然成為了既得利益，要克服它們對改革的阻力，就需要集權。再者，反腐敗也促成了很多中層幹部的不敢作為，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有腐敗行為，而是因為反腐敗運動不能夠把反腐敗和改革試錯區分開。在這樣的情況下，誰也不敢試錯創新。 集權改革和反腐敗都是深化改革所需，因此中間層受到制約可以理解。但這並不是說，今天中間層不重要了。恰好相反，在頂層設計已經到位的情況下，今天的中間層要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如果沒有中間層的改革和創新，頂層政策就是空中樓閣，沒有可能落地生根。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集中起來的權力盡快交給具有改革精神的中間層；如何在繼續推進反腐敗的同時，把腐敗和改革試錯區分開來。在頂層政策設計之後，中國改革能否成功，就取決於能否動員中間層，發揮中間層的改革動力了。
「不是猛龍不過江」，誰敢到上海闖蕩，必須有兩把刷子；不管是昔日「青幫」之杜月笙或蔣介石，乃至於今天全身都是「墨綠」色彩的柯文哲，大概都有這種膽識。
今年8月9日，新加坡獨立建國50周年了。同樣是50年，香港未來發展會是怎樣？
「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但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處套用對抗的公式。要令一國兩制成功發展，就要創造條件，讓矛盾着的「兩制」能夠共居於統一體中。
亞洲電視前主管梁家榮出任香港廣播處長，獲各方正面評價。公營的香港電台被批評成為佔中揚聲筒，如何回歸專業是一大挑戰。
原來連荊軻刺秦失敗，都關「等埋XX」事？
中間派早已存在，而且該佔社會的多數；我們應先了解中間派在想甚麼，然後才可以根據他們的取向，制定中間派的政治路線。這樣才有條件把中間派團結起來，形成一股政治力量。
正義有不同角度去理解，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三位年輕人在爭奪一枝長笛。第一位說他應該擁有它，因為只有他會吹奏，會吹的人卻得不到，所以不公正。第二位認為應是他的，因為長笛是他親手製造的。第三位則是最窮的，所以他認為應歸他所有。這三位都各有其公正的理由。
江宜樺教授曾位至權力頂峰，今日再回到大學，從學者的角度，他如何看待台灣與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關係？本文將節錄與江教授的對談。
「新規定」對幹部「下」的範圍的界定，讓官場「能下」成為制度常態，整肅官場長期以來用人歪風，改善政府形象。
宋楚瑜決意參選2016年台灣大選，曾特意拜訪李敖，李贈他一本邱吉爾的傳記，寓意他雖年過70之齡，仍能再闖高峰。
在歷史問題上，日本戰後就是在沒完沒了的道歉。每次道歉的時機、目的，現在看來似乎都頗有玄機。且在這個時刻回看日本的道歉政治。
原來漢官晉見清帝，不須自稱奴才？看來小編又給清史劇集騙了⋯⋯
七年的政治生涯，江宜樺登上了很多學者一生都未必有機會踏足的舞台，突破紙上談兵的時事評論，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沉思道：「對於馬總統，我一直很感謝他，給我在這幾年中歷練了好幾個職務。這對一個學者來說，雖不是千載難逢，但也是要珍惜的，是一個對政治現實的體會。」
如果你今天翻看天津報紙、打開天津衛視，或者翻看天津網站，這個北方重鎮似乎沒有什麼新聞。然而，如果你有微信，如果你從昨天晚上就開始刷朋友圈，你碰巧還關注了一些微信公眾號，安裝了新聞客戶端，你會看到另一番景象……
一些幹部官員比老百姓更需要「巫術」，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於不同類型的「巫術」活動。此外，很多商人明明是通過自己的辛勞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的，但他們往往傾向於把自己的故事「巫術化」，好像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幫助。
抗戰勝利70周年，莘莘學子隨團遊學日本，到訪靖國神社、遊就館等地。他們從更深入的角度，了解中日戰爭的往史，對於兩國關係，亦有了自己的一番見解。
香港大學百年基業，一時政治風向實在微不足道。還望「明德格物」的校訓長存諸君心間，勿讓政治扼殺港大福祉。
熟悉日本官民協同體制的人士，不難從其無處不在的諸多官委成員名單中，透析這學術包裝背後的「安倍談話」，早已擬好如下不可或缺的關鍵詞：空洞反省再加上強調未來志向的表述。
斯諾登選擇在香港進行計劃，顯然是深思熟慮的判斷，也受益於多年特工經驗。他看中香港有各種大規模街頭抗議，創造了一個活躍的離心環境。何況香港還有擔任世界諜報中心的歷史傳統。問題是，北京如何看這樣的香港？
「政黨說爭取什麼，不用計算成本效益，不用研究是否可行，也不怕選民會來『追數』；行政長官選舉卻不能——不應——是這樣。政綱裏列出的各項計劃，不應是取悅公眾的空話，必須以嚴謹的政策研究為基礎。」
認真分析，「安倍談話」的實質內容，早已體現在安倍及其鷹派智囊歷來的史觀表述中。咬文嚼字地去解讀其談話的可能詞彙與關鍵詞，並無實際的意義。
海權與陸權在人類歷史上，亞歐大陸素來是文明最為昌盛的區域；印度洋毫無疑問地，將成為全球貿易最重要的海洋。
氣候變暖問題日趨嚴重，為何2009年大張旗鼓的哥本哈根會議，其共同協議會變成沒有意義的一紙空文？先發展國家關切的究竟是什麼？
台灣反課綱事件變成生死劫。高中生發言人林冠華燒炭身亡，太陽花學運「高中版」的抗爭行動背後，反映藍綠兩種不同的史觀彼此對峙的僵局。曾在「扁時代」任教育部長的黃榮村表示，暫緩課綱，事緩則圓。
「佔中之所以發生，是出於回歸十多年來管治有缺失，社會、經濟、民生發展都停滯不前，不是純粹因為普選……我認為，政府要打破目前管治的困局，既要解決土地問題，培養更多尖端人才，也要改變運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