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以及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人道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廉潔程度最高的國家，絕大部分都屬於民主社會主義，「如北歐、西歐、澳洲、紐西蘭，都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我覺得民主社會主義對中國大陸的未來，直到本世紀中葉之前，都是一個最適合的價值系統。」
大倫敦以外的英國選民在經濟上日趨邊緣化，政治疏離感不斷上升。原來就存在身份認同衝突的蘇格蘭人之感受自然更為強烈。類似蘇格蘭人這樣的邊陲或邊緣群體在歐洲許多國家都有，但他們未必有機會透過獨立公投來宣洩自己的憤怒。
除非是那些「別無用心」的人，都必須承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一個分水嶺上。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怎麼辦？毛主席不是講過：「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尊重敵人」？我把這個話稍微翻轉一下，長期也許可以悲觀，短期必須樂觀，否則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一切改革，說到底都是財政改革。因為，一切改革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愈是深化改革，愈是要強化財政制度建設，這是近現代以來我國得到的最深刻的經驗教訓。香港是我們見證的最新鮮的例子。
劉進圖一退下《明報》總編輯就遇刺，他自言沒有財務問題，沒有緋聞，相信是因為新聞工作所引致，但警務頭子第一時間跳出來宣布，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和新聞自由有關聯。李慧玲常常在廣播節目批評梁振英，被商台炒魷魚，但有人歸因於她跟老闆處不好，而不是商台為了牌照續約向當局低頭。
保育、環保固然重要，但所有政策都應以人為本。說環保時，不要把人排除在外，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在中國當前國情下，左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和不容忽視的力量。特別要警惕的是，左和民粹結合起來，能夠呼風喚雨。這兩年，一些左派網站的輿論和諸多地方的低收入群體宣揚「文革比改革好」，不是風頭很勁嗎？有些左翼人士曾經給我看過全國50幾個地區的民眾舉着文革口號的橫幅開會和遊行的照片。
如果談到深思反省，我認為必須檢討在香港的機構部分人員、中資領導層以及大批變質「紅二、三代」、「官二代」，還有「強國人」和「土豪」們給香港社會和香港民眾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使香港很多民眾與北京產生了疏離感。反過來，這種疏離感造成很大政治壓力。
7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海耶克的學說和《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國的遭遇，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可以說是在上世紀50年代改變了不少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看法，也是在中國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進行開放改革之後，震撼着很多渴望自由的知識分子心靈的一本書。
相對於新加坡，香港政府更顯得弱勢。廖柏偉說：「（對於香港的問題）經濟學的應對方法其實相當清楚，但因為政治問題，很多都執行不到。」
只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能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只有沿着民主法制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代化的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經濟增長放緩、政府收入通脹落後於開支通脹，以及人口老化，都將引致本港社會出現結構性赤字。
政府應該未雨綢繆，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香港日後要舉債渡日。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許多亮點，最大的亮點之一就是把「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改革總目標。
社會福利及衛生服務開支佔政府經常性開支超過20%，所以人口老化會對這方面的開支構成巨大壓力。
香港有兩樣東西可以做，第一就是輸入人口，這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第二就是提高生產效率。
不久以前，方志恆博士以「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來形容人大常委會將作出的決定，本月初，這個決定終於作出，我認為它的確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也就是一直以來潛在於「一國兩制」的深層次矛盾的全面暴露和激化的新時代。
我倒願意在歷史中尋找啟示，畢竟天下無新意，災難會一再重現，錯誤會一再重犯，除非痛定思痛，認真以史為鏡。香港當然不免俗，古代如此，近代亦然，允我慢慢道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