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地水災、旱災頻仍。天災往往與人禍交纏，古代的天道觀與當今社會治理往往又聯在一起。天道觀，源自儒家經典和儒家前的歷史典籍。本文思索歷史文化，略析「天」的意涵，古代的社會治理觀、制度構想和權力約束。
中央應該問，經民聯有想過不等發叔，寧願事後向中央解釋嗎？為什麼民建聯會考慮這項有極高風險，即使事成也可能被批評為不君子的動作？為什麼這批有正常智商，有豐富從政經驗，和其中不少事業有成的人會這麼怕中央不高興？為什麼曾任局長的精英葉劉淑儀會變成一個沒有主見，只懂跟隨民建聯指揮的普通隊員？民建聯不是剛產生個年輕和有專業背景的主席李慧琼嗎？為什麼在整件事上，沒有人覺得有需要跟她商量？
北京法律界人士指出，刑上周永康，顯示黨紀面前沒有特殊黨員、國法面前沒有特殊公民，無論權力大小、職務高低，沒人能當「鐵帽子王」。
當今世界，隨着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深入，已經產生出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力量，它們能夠跨越國界，在全球範圍內活動。目前，至少有三種這樣的跨國界非正式力量，正在影響甚至左右着很多主權國家的行為……
在資產價格高踞不下的形勢下，社會上財富分布已形成「有產階級」和「無產一族」，社會不公平現象日益惡化，並出現部分中產階級下滑之勢，這究竟是結果不平等抑或機遇不平等？若將公屋單位私有化視為恢復自然秩序，則自不然可說合乎公義……
承上文〈專訪田北俊：政府應檢討對建制派的期望〉，田議員跟我們重新詮釋上周四（18/6）33名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後的心路歷程，本文他會繼續談香港於後政改時代的前路。
無數實驗證明，真實的人，在博弈時很少會理性地作決定；而人們憑「非理性」決定得到的收益，又往往比理性決定好得多！對於政治博弈，這道理尤其真確。
上周四（18/6）政改表決當日，林健鋒、葉國謙等 33 名建制派議員於表決前集體離場，最後表決以 8 票贊成、28 票反對否決政改方案。社會輿論普遍對事件感到驚訝，各種評論和陰謀論紛現，對這歷史時刻的兒戲收場有不同的解釋。本社為此特地專訪當日留在立法會投票的自由黨議員田北俊，請他在立法會的角度詳述事件。
雷鼎鳴教授對於近期發生的事件，如買票事件、政改表決、足球海報事件等，分享了他的看法……
隋唐演義時期，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2015年台灣大選，半路殺出一個洪秀柱，這段故事，說不定還能載入史冊。……
中國文化先賢在討論欲望的時候，一直都與自然有限的資源合起來談：在人性的問題上，提出了「節欲」與「養欲」的思想；在經濟發展上，想到了天人合一、循環再用的觀念……人類的未來應怎麼走？答案也許在中華文化中可以找到。
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而在這一時期中，難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混亂與失序；另一面可能迎來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以及公正、發展等原則的新世界……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表示，洪秀柱是蔡英文的「天敵」，不僅因為是蔡的「貴族」對上了洪的「平民」，也因為在兩岸政策上，蔡的「模糊」對上了洪的「清楚」， 也有具體的操作性。
以前的一代，養兒防老、積穀防饑，養老問題靠個人自行解決，所以問題不大。但如果一切向政府問責，大家就把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自己不作準備，那就只好透過徵稅去解決問題，將來就一個養六個。不知要徵多少稅才夠？
今天發生在香港的街頭政治，與歐洲歷史上的街頭政治、與當代欠發達國家的帶有暴力因素的街頭政治，已經有明顯不同，是和平、非暴力的抗議、示威。街頭政治是代議政治效率低下的產物。如果議員的選舉能夠比較充分地反映民意，如果議員在議會中有不受街頭政治或專制政權任何壓力而自由地發言、投票，那麼，街頭政治就會不起多大作用。
如果能把儒家跨越時代的部分跟憲政民主相結合，也許會有一種稱為 Confucian Democracy （儒家民主）的東西出現。這東西如果真的出現，我相信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一個發展的里程碑，也代表着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並沒有因為進入現代而將之放棄，只留下些倫理學而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地位。
如果我說儒家說得那麼好，我們就必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儒家沒有在現代社會更加發揚光大？為什麼我剛剛所說的儒家政治，沒有在今天可以看得到？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對什麼是政治的統治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我認為否決8．31框架的普選安排是為了更好地支持一國兩制和維護《基本法》，下面詳細解說……否決這個方案，藉此保留《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讓青年人有機會繼續為心中的理想奮鬥。這才是無愧良知和對得住下一代的歷史責任。
在訃告的稱號中，戰士、革命家很常見，「政治家」卻是稀有之稱。多年前，香港有政客報名「選特首」，自報職業為「政治家」，筆者曾撰文指出自稱「政治家」不妥，在「一國屋簷」下不能隨便稱「政治家」。喬石病故後，有小道新聞稱，當過政治局委員者的訃告，都有「政治家」稱號。這是不查閱文獻的想當然。
各位想想，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於自己的統治階層，就是現在的行政首長或者民意代表，或是地方政府的官員，我們不是常常會這樣覺得嗎？如果說一個官員，他自己三申五令要求他的部下不要遲到早退，他自己卻遲到早退，會是怎樣。如果他要求部下不能貪污或接受款待，但是他自己卻非常貪心，亦沒有人會服他。這種事情，用儒家的道理來說，其身不正的話，怎講也沒有用。
雖然不同團體採用的民調方法可能有些少差別，但民調結果出現顯著差異的情況是不常見的。因為民調本身是一個既客觀而且具科學化的方法，出現南轅北轍的結果機會是極低的。那些找到六成或以上支持率的民調可能要向公眾解釋如何得出這些結果了。
當前是一個「巨變的時代」，人類社會正面臨數百年來歷史的分水嶺。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
2017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簡稱「政改」）經歷了20多個月的諮詢，並經過一連兩日在立法會大會上討論，今日最終付諸表決。立法會內泛民主派全部27名議員，以及醫學界的梁家騮均投了反對票……
現代的大思想體制，不管是中國大陸講的馬列主義或社會主義，在台灣的西方自由主義，或是兩岸朋友都使用的民主主義，還是現在很流行的後現代思潮，我們都知道，這些不同的思想體制，分別都有它們的訴求，甚至有共同的地方。但是有沒有思想像儒家一樣，在廣大的學校當成教育，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跟我們的父母及朋友，跟我們的老闆及員工，跟我們的師長，作為互動的根據？
對西方，中國存在着兩種傾向性，即過分恐懼和過分輕信。這兩種傾向性既表現在政策話語中，也反應在實際的外交政策層面。兩種傾向性都是極端心理，是自信不足的表現……
在前三篇專訪，林煥光以其從政幾十年的經驗，跟讀者分享了香港的現況和展望將來。本文林煥光轉而跟我們談中國，原來當年他對神州大陸的好奇，直叫他連AO的高薪厚職也可放棄。
「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恐怖的，「按比例搞鬥爭」則是頂級恐怖，因為各級權力部門必須完成任務，完不成任務這些幹部自己就成了鬥爭的對象。最低限度，他們也要把比例中的人打成階級敵人，如果超額完成任務還會有升官等等的獎勵。
「總算完了！」「我們在慶祝，他們也在慶祝。不是說，這結果，所有人都是輸家嗎？」「人人都是輸家，人人都很高興。」「這結果，應該說，一直都在意料之中，雖然有一段時間我們確實以為會有意外的變化。」
激進派言過其實的煽動技倆，令人誤以為政治抗爭可解決所有問題，但其實只是在北京政府與香港社會之間種下互不信任的禍根，令各方討論議題更難取得進展。要一國兩制成功，香港必須與北京政府攜手跨步向前、竭誠合作，但需要極度互信。
納殊的理論，其實可以用來分析今天的香港的政改爭拗，兩個敵對的陣營，由於不願或不能和對方溝通，每人都選擇了自己覺得最理智的做法，結果是雙輸，下面容我嘗試以納殊的角度去分析這場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