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看到一眾青年黨，紛紛提出組黨追求港獨的主張。為了這議題或主張，想來想去，看前看後，始終看不到這主張可行性何在 ！
中共黨內鬥爭錯綜複雜，常是「你死我活」式，大、小掌權者的權力亢奮，導致玩弄權術整人，狼性囂張，完全失去人性。
小英對閣員的耳提面命，準行政院長林全則在獲得任命為閣揆時的首場記者會上，曾意有所指與媒體約法三章，強調新聞「不會給獨家」，也要求傳媒「不要在馬路上突襲我」、更拜託「不要打電話到我家」，被外界形容為與媒體互動「三不」，如果再檢視英派在「共識營」的「三不」宣示，則不啻也意味著蔣家「三不」政策在台灣壽終正寢？
中共黨內鬥爭錯綜複雜，常是「你死我活」式，大、小掌權者的權力亢奮，導致玩弄權術整人，狼性囂張，完全失去人性。
今天港人要求自決之聲不絕於耳之際，這個估計實在有點掃興。
陳：是嗎？想真點：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兩個建制派候選人的互相攻擊，為什麼比他們對反對派候選人的攻擊要狠毒得多？
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沃土，現代社會之樹難以結出民主與科學之果。
世界政治的要害還是政德與德政，要建立一個「去家」、「破國」，弭兵修德，謀全球福祉的共識，反省民主政制在歷史上不斷出現的負面因素，參考、吸納禪讓政制一些正面理念，也許對我們挽救這個瀕危的地球家園有所幫助。
特朗普發表關於他在當了美國總統後將會採用的美國軍事與外交政策。有以下幾項建議，雖然我們不同意他的動機，也值得我們思考。
97回歸，現在看來，只是政權回歸，人心並未真正回歸。相反，分離主義的思潮愈演愈烈，已出現以爭取港獨為目標的政治團體。
西方民主由於在思考上和設計上的不足，導致其走向劣質，原因可歸結為六個。
究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這是歷久不衰的爭論。尤其潮流興世代之爭，出來加一把咀的大不乏人。近兩年，青年政治新星不斷湧現，繼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後，又有學聯的幾位大學生，近來則有立法會補選得到6萬多票的本土派梁天琦（按：他和我沒有血緣關係）——於是，不少人走出來意圖解釋這現象。 誰說年輕人為薪酬參政？ 經濟學界前輩說部分鼓吹港獨的「廢青」有人格障礙，我身邊沒有這方面的專業朋友，所以不能予以評論；亦有專為年輕人「起機」的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說年輕人是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薪酬吸引而參政，更舉例指：「區議員薪酬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點的兩、三倍。年輕人爭相從政，享受在鎂光燈下且合法成為民選議員，我能理解他們的興奮。」 年輕人真的為了薪酬而參政嗎？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個供應的問題。我們要看的是，議席相對其他職業是否愈來愈吸引。 2008年至2012年間，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幾乎沒有變過，相反立法會議員卻愈來愈尊貴，月薪由7萬元左右，升至8萬多元，升幅超過10%。另外，青少年（15至24歲）的失業率，在這幾年間都維持在10%以上。 雖然議席看似變得更吸引，但亞太研究所的研究助理替我翻查立法會資料，發現2008年和2012年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幾乎一樣（都是55歲），最年輕的議員都是32歲。而且，印象中這兩屆參選人士的平均年齡不是特別年輕（2012年的參選人士平均年齡約43歲，2008年的數據因時效問題已不能在政府網上找到，但從各政黨名單的組成來看，其平均年齡應不會與2012年有太大差別）——更吸引的薪酬並沒有令更多年輕人在2012年參政。在對年輕政治新星的需求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從供應的角度解釋年輕政治新星的湧現似乎有點牽強。 既然不是供應，那便是需求的問題。為什麼年輕的政治新星愈來愈受歡迎？是因為大家對舊有政黨固步自封十分不滿？還是如該雙料議員所言「社會流動性低、樓價卻持續高企」令年輕人不滿日增？這些問題我還是留給她的智庫努力研究吧。 原刊於《am730》，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敍利亞之戰已到關鍵時刻。一方面是美俄協議，歐盟推動，敍國政府與反對派開始和談，但進展需視乎戰場上的變化。美國、沙特支持的反對派武裝正節節敗退，此所以美國等正運送大批武器給反對派組織。若反對派守不住佔領的土地，在談判桌上便沒法與政府抗衡。 敍國局面可趨穩定 另一方面，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都把伊斯蘭國（IS）及阿蓋德的分支排除在談判桌外。但真正用力的是俄羅斯、伊朗與敍國政府，也正把IS打得落花流水，後者的佔領土地日益縮減，軍隊與戰鬥力、財力同時萎縮。現時的情況是，若俄伊敍合力光復北部阿勒頗市，便可進而切斷北部土耳其供應 IS 及反對派的物資人力來源，北部地區的反對勢力會全面瓦解，敍國政府軍亦可揮軍東向攻擊 IS「首都」拉卡。如果成功，敍國北部的局面便可穩定，只餘與庫爾德人武裝的談判，美國、沙特、土耳其支持的反對派亦無談判籌碼，敍國內戰便只餘下美國等從約旦滲透的南部反對派地盤。 面對這種形勢，美國必然搗亂，但一如伊朗，大勢所趨，美國難以抗衡，且已與俄羅斯有一定的協議，美國要放手到南海制衡中國。敍國內戰可逐步平息，但戰亂的破壞卻非政府與俄國、伊朗所能修復。 中國剛委任敍利亞特派員，主要是參與敍利亞和談，一如伊朗、阿富汗的先例。不過，還可更進一步，以「一帶一路」戰略領頭重建。阿勒頗及另一名城巴爾米拉屬絲綢之路城市，中國大有理由參與重建。 中國的境外投資 中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是最大的外來投資者，在伊朗的投資亦正增加，於是從阿富汗到伊朗到伊拉克，今後再加上敍利亞，西亞一帶進入和平與發展階段。俄羅斯沒錢，美國沒錢沒力，沙特與卡塔爾則與伊朗敵對，在這個區域唯一可以在和平底下推動發展的只有中國。 中國的陸上絲綢之路，因哈薩克的鐵路建設，已可由新疆出哈薩克，在裏海旁經土庫曼入伊朗境內，可接上伊朗的鐵路網。故此，今年從浙江義烏出發的貨運列車可直達伊朗波斯灣畔的阿巴斯港，節省十多天的海程。按此通道，今年通貨運的東莞至德國列車，也可往阿巴斯港出紅海入印度洋。 伊朗正大建鐵路，中國應該參與，更重要的是怎樣重建伊朗至敍利亞地中海海岸的傳統絲綢之路，例如鐵路和電站，會是伊拉克、敍利亞重建的基礎。伊敍石油蘊藏量不少，中國已投資伊拉克的油田。伊斯蘭國崩潰後，伊敍北部的石油帶可連接。從促進當地的和平與發展看，中國應以國際援助的方式資助，或與伊朗聯手。 中國在巴基斯坦大建火力發電、水電、太陽光與風電電站，在敍國亦可從光電入手，更關鍵的是在和平條件下興建核電站。中國已計劃在阿富汗建核電站，在海外則已簽協議在英國建核電站。核電站能源供應穩定，少污染，供電規模龐大，可促進敍國發展。由阿富汗至伊朗、伊拉克至敍利亞，核電站建設將是推動中國技術出口與當地發展的重要因素，但中國會面對俄國的競爭。 （封面圖片：亞新社）
我們是時候認清香港服務型經濟的優勢，以及年輕人作為下一代領袖的龐大潛力。
國家主權要保持完整，可以很簡單，但也可以很不簡單。簡單的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土與人民都全在這個國家的政府全權管治下，即這個政府的立法與行政對其國土與人民都有最高管治權。在國內無人可挑戰這個政府的管治權，在國外亦然。這樣國家的主權便完整了。可是，當這個國家對其土地與人民的立法與行政權都不由這個國家的政府擁有最高無上的管治權時……
儘管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確向美國表明，南中國海島礁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是中國和相關國家的雙邊爭議，但美國幾乎已經決定了其干預政策。
國家主權要保持完整，可以很簡單，但也可以很不簡單。簡單的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土與人民都全在這個國家的政府全權管治下，即這個政府的立法與行政對其國土與人民都有最高管治權。在國內無人可挑戰這個政府的管治權，在國外亦然。這樣國家的主權便完整了。可是，當這個國家對其土地與人民的立法與行政權都不由這個國家的政府擁有最高無上的管治權時……
儘管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確向美國表明，南中國海島礁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是中國和相關國家的雙邊爭議，但美國幾乎已經決定了其干預政策。
先談令中央頭痛的勇武鬥士。除非在9月前他的案件已完結並定罪判刑，或者他決定不參選（兩者皆不大可能），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新界東的地區直選上應該穩佔一席。
先談令中央頭痛的勇武鬥士。除非在9月前他的案件已完結並定罪判刑，或者他決定不參選（兩者皆不大可能），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新界東的地區直選上應該穩佔一席。
這些人居心叵測。要是真的愛國愛港，就不應挖建制派的牆腳。
荀子認為人在身份上的貴賤，是可以通過學習來改變的。一個人如果能「積德於身而處之以尊道，如是，則貴名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辭讓而勝」。這是禪讓政制「選賢與能」的理論依據。
不論各國如何面對碳排放的問題，中東的石油在未來幾十年不會缺少買家，只是多數買家將會是亞洲人。
若問西方民主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愈來愈劣質化？這就要從頭說起，回到西方民主提出的背景，才知道它的初衷，亦即當時要解決的問題。民主觀念雖然石破天驚，但提出時仍不免簡陋，這才埋下今日之禍。
我告訴他，這次他的天書一定出錯，因為我會在他算出來的死期前一天自殺。
「對網上那些善意的批評，對互聯網監督，不論是對黨和政府工作提的還是對領導幹部個人提的，不論是和風細雨的還是忠言逆耳的，我們不僅要歡迎，而且要認真研究和吸取。」——習近平「4·19」講話。
不論各國如何面對碳排放的問題，中東的石油在未來幾十年不會缺少買家，只是多數買家將會是亞洲人。
筆者曾親身經歷魁北克省獨立運動帶來的龐大影響，兩次運動的經濟成本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值得注視的是，習近平強調沒有全面依法治國，就治不好國、理不好政，戰略布局就會落空。可見，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起着關鍵作用。
很顯然，這種看法也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誤解和誤讀。首先，十八大以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領導層已經脫離了鄧小平以來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制度規則，包括領導人任期制度、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等。其次，十八大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對現行制度的調整和改進。明明知道體制出現了毛病，如果還繼續下去，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對具有責任感的領導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實際上，隨時對體制進行調整是中國制度的一大優勢，而非劣勢。如果不能對體制進行調適，既得利益就會主導體制的運作，就會產生體制內外的巨大衝突。把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變化和非制度性的個人專制聯繫起來，並沒有經驗根據，而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的預設。 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 第三，反腐敗和制度建設之間的關係問題。西方世界對十八大以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從一開始就加以關注。一些西方企業儘管在它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守規矩，但到了中國，它們也開始腐敗起來。反腐敗運動對這些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難理解。當然，對更多的西方企業來說，它們希望中國清廉起來，具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反腐敗運動總體上在西方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增強了西方企業的對中國體制的信心。 不過，一些人擔憂反腐敗停留在運動的水平，而不能轉化成為制度建設。這方面，西方也有誤解。隨着反腐敗運動的推進，制度建設也一直是中國所追求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方案的主題詞就是「法治」，是一個全方位的制度建設方案。反腐敗的制度建設表現在國家制度和政黨制度兩個大的方面。就國家制度來說，主要是要減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義，這方面包括建立跨區域法院、巡回法庭、強化司法專業主義和通過主要領導人司法責任終身制，來管控他們對司法的政治干預。在政黨制度方面，執政黨大大強化了黨紀制度的建設。黨紀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來，黨紀的「細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與進步。西方的一些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層所執行的路線不是在促成中國的進步，而是相反。他們引用的經驗證據是中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媒體（包括互聯網）、人權律師等方面的控制。 毫無疑問，在這些領域，政府和這些社會群體存在着緊張的關係，甚至是衝突。不過，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說，這種衝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避免，原因在於中國必須探索管理所有這些領域活動的制度。任何一個國家，對這些領域都存在着規制制度。對中國來說，這些領域的發展都是相當近來的事情，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確立一套有效的規制制度。不過，總體上看，西方所說的「倒退」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並不符合西方所預期的方向。這方面，西方學者們倒是很明言，表示儘管十八大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並不是他們所預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簡單地說，這些變化反映的是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而非西方的邏輯。 第五，國際上的擴張政策。一些西方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完全放棄了鄧小平時代所秉持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條國際擴張路線。他們所引用的證據包括東海、南中國海問題，和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中國外交政策。 不過，西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顯然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和立場問題。說其是意識形態問題是因為美國和西方往往從自身的歷史經驗看中國，總以為中國崛起之後會像西方早期那樣，走上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路線。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國「搭西方的便車」，沒有能夠承擔足夠的國際責任，但當中國創始「一帶一路」等議程來承擔區域和國際責任的時候，他們又擔心中國會走他們的老路。至於東海、南中國海問題，中國並沒有主動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國家挑起事端，中國才做出了反應。中國如果沒有有效的反應，政權的合法性就是一個大問題了。但中國的反應被西方認為是具有挑釁性甚至侵略性。這主要是美國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國選擇了站在「盟友」這一邊。同時，中國本身缺少國際話語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這樣說並不表明中國的內部體制建設和外部外交政策並不存在任何問題了。相反，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存在着很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需要中國做持續的努力。西方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反應表明，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內部建設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 （圖片：Pixab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