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1980年代相比，香港對中國的經濟的重要性已經今非昔比。中央對香港的民主化的基本國策既定，港人必須自求多福，在「一國兩制」的夾縫中尋求生存之道，珍惜我們所享有的自由空間，盡量發揮，繼續發揮獅子山下的精神，維護我們現有的法治、憲政、人權和公民社會，並且停止內鬥，停止所有傷害香港的佔領和不合作活動，因為最終受害的將會是全體香港市民。無論抗爭者的理想如何高尚，無論他們的用意如何善良，都不能改變他們的行為的客觀後果，就是不少香港市民的權益受損，如果持續下去，全港市民安居樂業的權利也會受到侵犯，而安居樂業也是一種基本人權。
亞洲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妥協文化。亞洲盛行的歷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不妥協文化。傳統上，革命很簡單，只是意味着政權更替。這種文化在現代社會是否已經轉型？從經驗來看，沒有。結果，在沒有妥協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出現「弔詭」，民主的結果往往是「反民主」。
在社會運動中，示威者每每意志激昂，不達目的，勢不罷休，能成功退場的罕有。這次佔中派以理性號召進場，亦應以理性宣告退場。能具智慧的把這場運動結束，在歷史上創造理性、和平抗爭的典範，意義深長。
九七回歸後，建制派論說雖然足以左右不少重大政治決策，卻一直未能在社會上獲得足夠認受性；當前困局出現，在於九七之前未能整合出一套清晰的政治論說所致。建制派論說由於缺乏某種關鍵元素，以致未能回應自下而上論說中種種備受公眾關注的要素。兩大論說各執己見，香港的政治矛盾更難望化解，而處於夾縫的中間派恐會被逼表態支持那一陣營，難以保持緘默。
我們看見的都是政府如何為資本家服務，那麼「國家只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個說法又有什麼不妥呢？問題出在「只是」這兩個字。上文已經指出，鞏固權力和累積財富始終是不一樣的目標，而對於統治階層來說，保持權位畢竟要得到大部分被統治者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許。如果政府推行的政策過於損害廣大人民的利益，便很易惹來強烈的抗議，甚至引發騷亂導致社會不穩。
陳平開門見山地說，他要取回剛才畫給我的地圖， 因爲他「不想留下字跡」。我立刻奉上他的墨寶，他笑笑說早安就離去。他一走，我的睡意全消，這可是天大的獨家消息，那是英國、馬來亞和泰國等地的特工，幾十年都沒有解開的謎團，我怎麽可以譲煮熟的鴨子飛走呢？立刻鋪開白紙，凴我的記憶描繪陳平逃亡的路綫圖。
現在的佔領運動持續下去，其效益存疑，但社會代價愈來愈大。更有甚者，社會已然更加撕裂。我以前撰文曾說，民主制度就算是最好的制度，在撕裂的社會也難以發揮功效。繼續佔領造成更大撕裂，又再破壞民主的落實及參與者的安全，應否繼續下去，答案已寫在牆上。
「土井多賀子與世長辭！」不少報章在報道這項噩耗時，都冠以「日本首名女性眾議院議長土井」或者「日本『護憲』女議長土井」。但認真分析，土井多賀子在日本政壇最光輝的年代，是她在成為日本最大反對黨社會黨第十任委員長，領導該黨挑戰並動搖「萬年執政黨」自民黨地位的期間。特別是在1989年的參議院大選中，她所領導的社會黨不但贏得了大躍進的勝利，還逼使自民黨的議席跌至全體議席的一半。
唐末宦官朋黨頃軋，中央混亂，派駐地方以鞏固中央及維護皇權的勢力，反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演變成前後十多個政權。至宋朝一統天下，為彌補前朝割據局面，決定崇文抑武，守內虛外，帶來200年繁榮。如此這般，周而復始，延至101年前的辛亥革命，清廷命官是看到十多個省份先後宣布獨立才倒戈，逼清帝遜位，結束帝制。這也說明，合不一定好，分不一定壞。
再過幾天，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就要宣布「依法治國」。這個表述雖然和「法治國家」尚差一大截，還是停留在「法制」階段而達不到「法治」境界，但依然是一大進步，是告別軍政、訓政，邁向憲政的第一步，可喜可賀。 2047年，「一國兩制」要告終。屆時香港是怎樣的境界？恐怕要看中國內地的發展，要看人民共和國給民國年代寫個什麼樣的「大數據歷史」。
佔中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美國是大贏家，中港是大輸家。佔中者有認識的誤區。但其實，北京駐港人員和本港精英集團的鷹派也有相對應的誤區。
佔中第三個星期完結，政府與示威者互有進退，暫定下周開展對話。
佔中第二十天，僵持局面有新進展， 政府最快下周與學聯代表重啟對話，但「不會因為有對話而不清場」。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但同時愈來愈多的地方因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可以說，在這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政治挑戰，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談論政治治理問題，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遠遠超出了治理問題。很簡單，治理問題只是國內的內部制度建設問題，而地緣政治則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制度，必須符合這個國家和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秩序。
建制派論說相信香港在欠缺民主的情況下仍能作出妥善的政制安排。不少現有安排早已編入《基本法》中成為重點內容。歸根究柢，從零開始構建民主政制而要一步到位，難免牽涉極大風險；傳統智慧亦主張除非逼不得已，否則不應輕言破舊立新（never mend something that is not broken）。
佔中第十八天，數名警員將示威者帶到暗角位拳打腳踢，涉嫌濫用私刑。
這些年來香港社會運動有一個奇怪現象，似乎我們只能依賴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人帶頭，似乎社會上只有他們有理想，似乎只有他們才敢教日月換新天，似乎他們才是洞悉未來的先知，似乎一切都要由他們來充急先鋒、領頭羊。
1998年3月到6月，我在曼谷、香港、澳門先後五次秘密訪問陳平。我說「秘密」，是因爲陳平在二次大戰日本南侵時在馬來半島擔任抗日游擊戰總司令，麾下曾經擁有12,000戰士；他和英軍並肩作戰，戰後還獲得英皇授勳；戰後英國重返馬來亞，他搖身一變，成爲爭取獨立的馬來亞人民解放游擊戰的總司令，決心用武力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他因而被列爲英殖民地政府重金懸賞通緝的「第一號人民公敵」……
佔中進入第三周，警方今晨大舉出動清除障礙物，強調行動並非清場。
因為公民抗命是攻心服眾，不是攻城佔地。佔地最後只是攻守拉鋸，難免險象叢生，導致民意分歧，運動失焦。而政府的應對，不管是刻意還是失策，結果都會傷害支持運動的民眾，走向反面。贏了，反而輸了。
英國治理香港的最後半個多世紀裏，絕大多數香港居民之所以不願意奮起反抗殖民主義，並不是因為殖民制度有多麼完美，更不是因為香港人特別「下賤」，而是因為中國內地長時期多種形式的大動亂——全面內戰、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較起來是一個不那麼可怕的避難所，普通華人在此能夠謀生、發財、寫作、圖進一步的發展。
將來香港的地產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擴大居者有其屋計劃；二、推行政府參與、有政策保障和限制的市區一般商業地產計劃；三、重新劃出合適地區為地產行業自由經濟地帶。
今日不少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幸運之神不會永遠眷顧東方明珠。隨着香港社會不斷湧現各種激化兩地對立情緒的事件，例如：泛民主派堅決抵制連結京廣高鐵的廣深港高鐵之興建；宣揚「港獨」的年輕人裹着英國國旗闖入解放軍駐港基地；在大陸爆發毒奶粉事件後限制內地遊客購買奶粉，以及交流過程中任何偶發事件都可能如星火燎原般，引發兩地網民的火爆性對罵。長此下去，必然會有愈來愈多的大陸民眾開始質疑是否還需要繼續給予香港特殊優惠。
回歸後的香港，左右各派熱衷於劃分楚河漢界的「兩制」，好像被念了咒語不越雷池半步。大部分香港人把回歸前當作「香港夢」的最佳境界，最大的努力只想維護原有的碩果。十幾年來，香港社會沒有果斷推陳出新，積極主動乘搭中國高速發展列車，導致了香港在先進、美麗、現代的外殼下，包裹了保守、懶散、自負又膽怯的心態。香港把自己局限在坐井觀天又杞人憂天的心理危機中。
市民事忙，平日連約吃飯、見父母都不容易，時間就是金錢，居然紛紛冒著非法的風險去佔中。這場被西方命為「雨傘革命」的示威，竟然有數以萬計港人去佔中，連發起人都感到意料之外。這也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北京面對最大的一場示威危機。連日來我走訪佔中多個據點，甚至通宵訪談，試圖找出：究竟香港內部發生了甚麼事？積怨何以這麼深？為何觸發規模這樣巨大的抗爭運動？
亞洲正在經歷着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裏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
海外傳媒給香港年輕人連日來的抗議行動冠以「雨傘革命」之名，實在大錯特錯，他們的政治訴求不在推翻政府，而是在本來已極為自由的社會爭取較大程度的民主而已，又豈能稱之為「革命運動」？這無非是在本地開放多元社會孕育下，理想主義者和學生在道德層面的抗議行動，但這場運動恐怕有逐漸失控之虞。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
港台兩地都實施資本主義制度，亦實施民主直選制度，既然鄧小平不憚其詞保證「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港人治港的民主直選承諾已然背信！則資本主義制度的維繫亦難保矣，「一國兩制」的承諾是虛構幻影，由此管窺一斑。
學生上街已進入第二星期，令人揪心；不管支持還是不支持他／她們的行動，都難免「阿媽上身」，替他們擔心。品味過歷史，還有多一重顧慮：「處心積慮 成於殺也。」此指控是中華文化對任何掌權者，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官宦權貴，最嚴勵的道德譴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