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林鄭出席今年第一次立法會答問會，最惹火的議題竟是提高長者綜援的年齡門檻 。有議員叫政府撤回這政策，林鄭回應說，政策早寫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裏，是議員們批准的，這話引起了議員們的強烈反彈。
在西方，民主亦似乎已誤入歧途。政治上的平權，令西方的白人在社會上失去了很多既有的優勢，導致右傾民粹主義有機會抬頭。
特朗普會否宣布啟動緊急狀態的行政權力，便會是一個大轉折。轉折方向是他和他的極右政府不再掩飾，公開走極權化的道路，挑戰美國的建制和民主文化傳統，這樣必然挑起民主黨、美國建制及社會的反對。
德國學者Daniel Koss指出，共產黨所以能在地方層面建工牢固國家權力，正因為絕大部分黨員並非在政府官僚體系當中，而在政府架構以外行事。
一帶一路是跨世紀的工程，因基本上一帶一路所說的是絲綢之路，而絲綢之路在中國或世界歷史上是數千年的發展，所以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是將世界局面、數百年來的大變，重新轉變。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發表的報告，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抨擊，是意料中事；小組意想不到的，是報告發表的時間和方式，也備受非議。
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有錢好辦事。林鄭上任之初提出理財新哲學，就是要「採取前瞻性與策略性的理財方針，善用盈餘」。她也表示對過去幾年本地經濟增長的表現「不甘心」，認為增長幅度可以更快。
在維護「一國」權威，打擊「港獨」方面，林鄭的表現肯定令中央滿意。不過，在經濟民生方面，她是否做到「事不避難」，尚待考驗。
台灣的政黨和代表性人士，都可以通過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香港的政黨又何嘗不可以呢？重啟政改，怎麼就不可能呢？問題是香港的反對派是否自甘墮落成為「負面清單」的一員。
德國的《時代周報》認為大眾傳媒和社交網絡整體持續造成社會分化，以至不斷散播種族與階級仇恨，因此想建構一個平台，讓意見兩極的人得以加深各自對問題的了解。
很多時候領袖愈想在受到挑戰的過程中，重新突顯他們的聲望、權威，以為這樣做便壓得住整個場面，其結果卻剛好相反，引起更多人的懷疑。
近十多年來世界的距離愈來愈小，各國領袖並無有效方案去應付國內因全球一體化引起的民粹極端主張，捉襟見肘面對窘境頭痛不已，對如何取得民粹與普世價值之間的合理平衡，又要保住執政權，費煞思量。
在新冷戰中，俄羅斯若不與中國合作，或會因力量資源不足而再次敗於美國。舊冷戰是美國聯華制蘇，新冷戰是中俄聯手，俄國便可立於不敗之地。
過去40年的兩岸關係變局，不能不承認一定程度上是因中美關係的變局而來，或者說受到中美關係的重要影響。所以中央一直強調中美關係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台灣問題是中美間最重要的問題。
市民對特首評價出現急劇變化是與特別事件有關，但今次林鄭的民望明顯上升卻沒任何特別事件發生，這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可以說是2018年的奇蹟。
2019才剛開始，全球持續陷入政治陰霾，中美關係短期難解、歐洲則面臨群龍無首，而特朗普與身旁鷹派團隊的魯莽、決策毫無章法，將讓全球動盪加劇。
一個國家、社會是否文明崛起，是否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不是看經濟規模（GDP總量）之大、強亮劍的狠鬥格、堆砌形容詞的頌歌，而是目中有人，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尊嚴，在確保基本民權中開拓可持續發展空間。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意味香港不再單是發揮自己的優勢，而是要配合中央制定的全國發展規劃。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麼？儘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
過去的成功，不是未來的保證。習講話展現的改革開放前景，有令人擔憂的地方。
美國真正精英中的精英，除了幾乎是一面倒的批評特朗普外，也有好些為中國辯護的聲音。只舉幾個例子。
美國撤軍便會引發一連串的連鎖作用，關鍵是中國主政者能否突破美國多年來在中國製造的知識迷霧，看到國家戰略利益所在，認清國際大勢，順勢而為。
中美之間的第一輪交鋒已經了結，雙方已充分了解到對方的實力，知道哪些地方須退讓，哪些地方才有條件堅守，這是開始談判的起碼基礎。
孟案的政治含金量極高，輿論便按地按人而異，不少人更認為加拿大只是美國的尾巴，或美加實蛇鼠一窩，但這想法極度膚淺幼稚，對美加的政治實況和引渡常識一竅不通。
鄭若驊是由特首提名，中央委任的政治官員。港人憑什麼要無條件相信其住所有僭建的鄭若驊個人誠信和品格完美無瑕？
以耶魯大學蕭鳳霞教授之見，香港是世界的，而陳明銶教授就是這個世界中堅持着基本價值信念的巨人。
香港是一個一流的國際城市，無奈，管治水平不入流，令不少基層及中產受到無必要的痛苦。筆者看見這情況，真是感到十分無奈和悲傷。
劉少奇的冤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特別是權力體制之弊：個人極度集權，形成一言堂的家長制。領袖權和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政治、社會遠離法治之道、制度有效的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