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中美對抗，令世界再次分成兩大陣營，中俄一邊，美歐一邊，各小國都選擇靠邊站，國際政局似乎再無「中立」空間。過去港式思維，認為香港在中美衝突之間仍可以維持特殊地位；現在看來，這種想法已不切實際。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周四（4月13日）上午11時許抵港，展開6日的考察行程，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亦有隨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中聯辦副主任陳冬等人到場迎接。
中國綜合影響力日趨廣泛，全世界十分關注兩會的召開、經過、結論，以及新一屆政府的政策與人事布局。但甚麼叫兩會精神？價值又在哪裹？
3年多的時間，香港經濟減少了20多萬名打工仔，怎麼辦？社會怎能回復疫情前的經濟水平？
時事評論員霍詠強從外勞問題、三隧分流、播錯國歌等事件分析，在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政府，施政效率到底有沒有進步到。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從釐定政策，直至宣布落實，荒腔走板情況在本港屢見不鮮。香港這個特殊地位，是非能世界各地人士廣為知悉，尤其是當有中國隊及香港隊參與同一賽事，冰協有否做足維護國歌工作？
儘管今天的政治環境與2019年大不相同，唯現時政府冒險推動「明日大嶼」計劃可以引致的潛在後果，2019年就是前車之鑑，實在看不出為何要為這個缺乏共識且前景不明的計劃，去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特區政府公布，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將於周四至下周二（4月13日至18日）來港考察，並出席特區政府舉辦的香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開幕典禮。
每人頭上的天空都不一樣，從個人角度去討論去留的宜與不宜，是沒有意義的。討論這問題，必須從香港人整體利益出發。
《基本法》與港人息息相關，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為大家講解當中有趣的故事，加強大眾對《基本法》的認知。最後一集談談修改《基本法》的問題。
當前矽谷銀行倒閉已敲響警鐘，互聯網泡沫爆破事件前車可鑑，引發初創和創投市場潛伏「初創泡沫爆破」風險的隱憂，窒礙創科產業發展。
我們為何要長生不老？意識到時間有限，才會令我們有無限動力，作出更合適的人生決定。
筆者覺得，冰協未能成功完成要求是因為外來因素，特別是上頭的不妥指示。責任真的不在冰協。
要真的做到「由亂轉治，由治及興」，關鍵在於包容及凝聚社會，公關和派錢都解決不了管治深層次矛盾。
港協暨奧委會與特區政府商討後，周二（4月4日）向香港冰球協會（冰協）發出函件，啟動暫停冰協會員資格的相關程序，並按《組織章程細則》給予冰協一個月時間，要求提供完整書面答覆。
整件國歌事件，關乎一個精準檔案的交收。每一次交收，檔案與連結，二選一就夠；記錄提供了問責資訊。焦點就是這麽簡單。失焦便出事。
《基本法》與港人息息相關，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為大家講解當中有趣的故事，加強大眾對《基本法》的認知。今集講到人大釋法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扶貧不能只靠財政資源解決，而是需要解決結構性貧窮問題，即使勤力工作也會處於貧窮，例如不少港人有不俗的工作也難以置業。
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央政府承諾加強氣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香港如何協助國家達成相關目標？與大灣區城市合作確定如何共同邁向氣候韌性？
博鰲亞洲論壇2023年年會周四（3月30日）上午10時在海南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強發表主旨演講。行政長官李家超周三（3月29日）抵逹海南出席年會。
最近發展局局長表示為了發揮海港功能及讓市民享受海港相關設施，期望修訂《保護海港條例》，旋即引來三數張悲天憫人，憂心忡忡的面孔。其實，還海港於民並非空洞的口號，真正意義在於實際行動。
我認為票價應與車務營運的表現掛鈎，而不是單與地產營運掛鈎。否則社會的焦點會集中關注港鐵的地產業務，因而忽略了港鐵在車務營運上的表現。
最近播錯國歌事件頻生，筆者覺得哪有這麽巧合？類似情況發生過不只一次，如果完全遵守指引，是否還會有問題？
法國戰略家薄富爾對戰略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詮釋，他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使我們可以控制時局，而不是被時局所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香港的情况卻似是這句話的反面，實則是半點不由人。
《基本法》與港人息息相關，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為大家講解當中有趣的故事，加強大眾對《基本法》的認知。今集談談制定《財政預算案》有什麼基本原則？赤字預算是否一定不能出現？
關愛基金的資源主要來自政府，但私人捐贈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扶貧收入渠道。政府應如何增加民間捐贈呢？
就如人們常說「所有政治都是在地的」，疫情也是一樣，受「在地」時空因素影響。各國民情政情有異，一些舉措因風土不同難以移植；危機如病毒般也會異變，所以危機治理不能墨守成規。
中共以黨領政，大政方針均由中共拍板決定，把港澳工作納入中共系統後，香港需全面配合黨的方針政策。具體議題如對美國關係、台灣問題、應付「敵對勢力」等，香港都必須旗幟鮮明、敢於鬥爭。
長期以來，香港習慣了定位自己為「經濟城市」，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從「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來看，香港特區政府到目前的做法可能仍然不太足夠。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在《明報》撰文表示，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無可避免要攀上更高的世界地位，但只講求主流的創造財富手段，如創科創業，又有沒有考慮其他人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