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槓桿，意味着調整社會再分配，貧富議價過程往往會很暴力。但是，這一沉重包袱卻被另一個國家背走了。國人知道嗎？美國的通貨增量幾乎全部流往了我國，美國的日用消費品幾乎全部由我國供給。那麼，我國呢？我國在史無前例地增槓桿，我國製造了令人髮指的資產泡沫，我國正在進行大躍進式的全面金融化，也就是說我國開始了去工業化的「神奇」歷史進程。個別國人心思縝密，將我國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經濟政策稱之為「經濟新常態」。
1952年中國教育部把國內所有私立大學解散。中山大學搬進嶺南大學的校園。同學們十分悲痛。1988年正值嶺大建立100年紀念時，我得到中山大學李岳生校長同意由他向教育委員會申請，同時我和幾位校友請當時中國總理與有關教育的領導批准在中山大學內建立嶺南（大學）學院。學院在1989年建立。今年是25週年紀念。回顧這25年學院的發展和其他中國大學經濟與管理學教育同時的發展，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師資的建立。第二，根據改革開放的原則，與國外大學合作。
建設法治政府已有此主張，政府掌舵人如何花錢，權責與壓力俱在。 《法治決定》公布當天，財政部也公布《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地方債「借、管、還」改革步步推進，至此重溫財政預算改革的整體安排，深意彰顯。正如財政部長樓繼偉所說：「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決不是體制機制的修修補補，更不是揚湯止沸，而是一場關係我國現代化事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刻變革。
佔中負面效應早已顯現，近半個月來，一些原定在香港推行的宣傳活動，包括上海官員訪港行程、上交所在港的採訪活動等，一個個臨時推延，乃至不予考慮了。10月25日，原定舉行的上交所的滬港通開通彩排儀式被取消。26日，港交所發布公告，確認滬港通延期。27日，是多個機構預測的滬港通開通日子，終難以如期開通。
香港政府今年曾估計未來30年香港GDP的平均年增長率是2.8％。我們姑且認為香港經濟會受到佔領運動的影響而「轉勢」，但我們不妨「樂觀」地假設這個勢轉得不大，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只下跌0.1％，亦即由2.8％下降至2.7％。我們知道今年香港GDP大約2萬2千億，假若以後的實質增長從2.8％跌至2.7％，那麼在30年內的總實質損失是多大？
要討論在中國的發展，我們應考慮中國教育的水平比美國低，好的師資與教授也不足。學生人數多，如果好的教授不夠，用錄影的方法教學，好幾萬的學生能聽到最優秀的教師授課得益。他們學校的老師和教授也可以一同聽了受益。教授同時可以解答學生的問題，和學生討論課程的內容，像一般由教授本人授課一樣。只是教學的水平高了，學生的人數增加了，所以用錄影教育應當在中國發展。
2014年10月23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並未如外界所傳，在人事調整上掀起波瀾。不過，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法治決定》）。全會公報對此作了高度概括，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六方面重大任務，共12次提及「憲法」。
權力和財富雖然關係密切，但始終是兩碼子事。事實證明，商人組黨往往在政治上難有大的作為。（香港的自由黨是一個好例子。）而另一方面，商人治國亦很難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是在資本主義文化如此濃厚的香港社會，商家治港也不為市民大眾所接受。
「金錢不能為你帶來快樂，不過它至少可令你能舒適地過痛苦的日子。」 （Money cannot bring you happiness, but at least you can be miserable in comfort.）—— 這是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句。
10月20日至23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被提請審議。如何把公權力關進制度的「籠」，以推進反腐敗法治化為突破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本次全會的焦點。
從某角度看，本欄的一系列文章好像是有關對很多人生問題，作出很理性和頗深入的探討。不過，從另一角度看，本欄一系列的文章亦可視為一將古中外很多不同思想家的思想，串連而成的樂曲，希望能為讀者們至少還帶來一些心靈上的安慰，又甚至得到一些啓迪。還希讀者不嫌棄，這一篇送給你。是為序。
香港的佔領運動雖也有個別參與者甚有公德心，肯替別人檢拾垃圾等的義舉，但這卻無法洗脫它為其他港人帶來損失所應負起的責任，無此責任承擔，精神上便有如奧遜所說的「流寇」，民主容易變質為劣質民主，不可不察。
雖然通識課程理論上包括所有範圍，但實際上課題都來自香港及國際的時事新聞，所以你可把它看成一課應用的社會科學，包含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考慮。但時事新聞是天天不同，我們如何可以對每一個案例都作深入的分析呢？又如何可就每一個案例都作出政策建議？當中的原則又在哪裏呢？
距離上次大幅修改近10年，《證券法》再次啟動全面修訂，並有望明年上半年就修訂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近來，相關官員、學者和市場人士紛紛就此表達觀點。我們認為，此次修法不應止於查缺補漏，而應作出系統性的修訂，在簡政放權、深化改革的全新背景下，重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如果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要讓徐徐升起的紫荊花區旗同五星紅旗一同持續高高的飄揚更是一門大學問。金融和服務過度發展，勢將強盛的經濟體引向衰落，西班牙、荷蘭、英國前仆後繼給予了驗證，香港能否邁過這道坎？
縱觀香港前100多年的歷史，普天下真就是一個又一個過客。百年間，人來人去，潮起潮落，緣聚緣散，鮮落痕跡。上至港督，下到蜑家，貴為鄉紳，賤若難民，其結局始終無外是回英倫，返鄉下，上金山（美國、澳洲），下南洋（東南亞）。對絕大部分華人來說，香港無非是「寄寓泊船」之地，頂多算是「功能的家」，甚至於大部分時候只是內地華人的逃亡之地，避難之鄉。對華人來說，無論你是大富大貴，還是際遇平常，最終是要落葉歸根，兔死狐丘。
此刻多數民意希望出現馬習會，是盼望馬習會能帶來一些良性效果：一、向世界宣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兩岸一家親」（習近平語），烽火兩岸變成和平兩岸。二、有助化解「中共打壓台灣」的負面印象，改善台灣內部「逢中必反」的心態。三、利用會談，共同宣布加強雙方在各方面的交流；尤其大陸可以善意地宣布台商將會享受「國民待遇」，並且在經貿、教育、環保、醫療等領域的興利措施。
一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土地改革上取得了突破。孰料其後實施艱難，爭議四起。近幾個月來，專家學者間爆發多輪爭論，不同觀點激烈交鋒。對於重大而複雜的問題，爭論有比無好。然而，土地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系經數十年艱難探索、付出沉重代價後始得確認，理應堅持。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應成為下一輪土地改革的底線和起點。
最弔詭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已經隨「美帝」之後，成為了世界上擁護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最大政體！中共現時所奉行的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法西斯資本主義」！它不是一個「左」的政權而是一個「極右」的政權。
親愛的同學，無論你是飽受日曬雨淋的靜坐示威者、支援示威人士的義工、或只是在校內罷課甚至只是在心中默默支持示威同學的學生們，讓我這個年近花甲但心境與你們同樣年輕的成年人向你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們爭取民主的勇氣和決心，你們的堅毅、和平、克制和守望相助的精神，已經贏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和讚賞。
中國的經濟應由勞動力、企業家及知識分子等人力資本推動，以達致持續增長和發展。
既然新加坡模式能令經濟增長超越香港，那香港有沒有必要轉換政策模式？
近來，中國企業家向國外名校捐款成為熱點新聞。先有潘石屹張欣夫婦所辦 SOHO 中國基金會向哈佛大學捐贈，並準備共向國外一流大學捐款1億美元；後有香港陳啟宗、陳樂宗兄弟所辦晨興基金會向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饋贈3.5億美元。這兩筆捐款都是有利於人類福祉的大善舉，是捐款人的自願選擇，非常正常，亦應尊重。但是，許多中國人難免會有一問：同樣需要資金的中國高校為何未獲如此慷慨捐贈？
現在愈來愈多人喜歡把香港跟新加坡比較，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是否值得香港參考？這亦是愈來愈多人關心的課題。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過去十多年來，在世界各國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當中認為「全球暖化不是一個嚴重問題」的比例最高。2010年3月，亦即所謂「氣候門事件」發生不久，美國著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op poll）顯示，認為全球暖化問題被遠為誇大的人由2008年的35%大幅增加至 48%，這說明了否定者混淆視聽的策略十分成功，也解釋了奧巴馬銳意推動的「綠色經濟」政策為何舉步維艱。
相信你們都可能聽過有人這麼說：「全球暖化不是一個仍然未有定論的科學爭議嗎？」或甚至是：「全球暖化只不過是一些環保分子的危言聳聽罷了。」但如果你已閱讀至此，你應該懂得去問，為什麼對一個如此重大的議題，人們的認識竟然到了今天仍有這麼巨大的差別？
簽於1997年的《京都議訂書》明確地指出，在對抗全球暖化這個問題上，世界各國皆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之所以「共同」，是因為全球暖化不分國界；之所以「有區別」，是因為今天大氣中增加了的二氧化碳，絕大部分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所放進去的。猶有甚者，這些國家每人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迄今仍較發展中國家高出很多。例如美國每人每年的排放量，便較中國高出四倍多、較印度和巴西等更高出十多二十倍。
銀行和金融的大改革，早在1930年代就出現。當時，芝加哥經濟學中，比捍衛自由經濟聞名的 Milton Friedman 更早成名的 Irving Fisher 提出一個所謂 Chicago Plan 的大型經濟計劃，針對當時大蕭條後的金融結構重整，不過，後來並未有實施。
對於貧富懸殊，他們第一個建議就會是減低以上種種合法或非法的非市場和反競爭行為；然後，就是透過經濟增長和發展去應對貧富懸殊的問題。
正如不久前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Ronald Coase)所指出，「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很多經濟學家也認為，不把地權還給農民，市場經濟無法在中國真正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