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奇跡》出版的當年以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遭到學界和輿論界的質疑，認為我們過於樂觀。不僅許多人認為說「中國的奇跡」為時過早，而且，中國崩潰論的聲音此起彼伏。出乎主流經濟學界預料之外的是，在此書出版後20年中國實際的改革步驟、內容、進程和我們這本書所主張的基本一致，經濟也基本沿着我們在書中所預測的軌跡發展，經濟增長率不僅沒有下降，而且，還略有上升為年均9.8%。
貨幣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增加貨幣的速度影響物價與就業。什麼是適當的貨幣政策，經濟學界有不同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可以分為兩類；用規律（rule）或用智謀（discretion）來決定貨幣增加的速度。
所謂「羊毛出在豬身上」，其實是指做生意要有廣闊一點的視野，不一定要靠本業賺錢。本業只是一個切入點，然後再靠本業掌握的數據與社會關係做衍生出來的生意。這樣，錢可能賺得更多。本業是羊，衍生出來的生意是豬，賺錢是羊毛。本業身上剪不到羊毛不要緊，最重要是可以在衍生出來的生意上賺到錢就是了。
從1997至2013年，20至24歲有全職工作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從9,000元升至10,500元，升幅16.7％，25至29歲的，由11,000元升至13,000元，增幅18.2％，全部年齡工作人口收入的增幅卻有45％。從這些數據可知，年輕人名義收入的增幅低於社會中其他年齡的人。我們也不要忘記，同一時段物價上升了25％，這意味着今天年輕人的實質收入比起1997年時還有所不如。
政府不應當完全禁止排放污水。一般來說，排放污水與企業生產成正面的關係。容許企業排放污水愈多，它的生產愈大。禁止排放污水會減少生產量，不然企業用不着排放污水。絕對禁止一個企業排放污水可能使它無法生產，問題是應當容許企業排放多少污水。我在下面回答。
佔領運動擾攘近兩年，曾經有過風光的時候，但現在已踏入兵敗如山倒的地步，將來支持者能否「輸人不輸陣」，挽回一點顏面，主要取決於博弈雙方哪一面犯的錯誤更大。為什麼佔領運動會落得如此局面？佔領的各方主事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這些錯誤起碼有三個層面，即客觀驗證的失敗、策略上的失誤、道德上的崩壞，每一錯誤均足以致命，何況三錯齊發？
中國對經濟學的教育一向不如對理工科的看重，因為大家認為國家的現代化需要理工科學多於社會科學。到了改革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以後才發現經濟學的重要。 不懂經濟學便不能認識如何改革，如何決定建設市場經濟，如何施行適當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因此學經濟學的學生人數增加了很多。
我認為所有知識輸入都是必要的，而我只是以經濟學角度提供一些意見，以防社會政策違背經濟規律。
「經濟學者分析政治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一回事，只是在香港有很多人認為這是越界之舉。」
我們討論避免金融市場不穩定和挽救經濟不景氣的政策，無須判斷市場經濟基本是否穩定，或凱恩斯與佛利民的理論誰是對的。對避免金融危機與發生後的對策，經濟學界大致有共同的觀點，只是比較保守的主張多用貨幣政策，少用財政政策。中國今後金融市場的改革可以從馬丁・沃爾夫的書中取得教訓，應當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金融市場的建立；第二是金融危機與經濟不景氣發生後的對策。
在新的經濟浪潮中， 主要職位將見於高科技、旅遊、休閒、教育和醫療護理等服務行業，而事業成功者的特徵將為： 一、企業家精神；二、靈活性；三、冒險；四、創新性和；五、領導。此外，當企業的營業額及市場力量愈來愈大，直接僱員數量愈來愈小，大部分職能外包，包括合作夥伴和供應商的業務日益網絡化，他們將成為真正的分形業務網絡（fractal business networks），每個分形都完全面向客戶和市場。
經歷了今年發生的社會變化，筆者認為官、商、民的各位領袖，應該拋開舊有的思維，與時並進，香港不能再是 business as usual，相反，應參照環球其他發達國家，在社會價值和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
試想想，所有人（包括青年人）的要求，很籠統來說，就是安居樂業，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而香港的最大問題，就是有一種「賺得多錢」和「能花很多錢」才能過有意義人生的價值觀。當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覺得自己賺得不夠多，沒有很多錢去花的時候，便會產生焦慮和鬱結。這種單一思維正正是香港歷代的成年人（相對青年人的說法）製造出來的集體意識形態。
此次央行降息，確認了我國中期經濟政策選擇。央行調整了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方向，人民幣對美元穩定的升值預期歷史性地結束了。於今，救樓市，就是救地方財政。在這一點上，一錯再錯的管理層似已沒有退路。問題是，以金融救財政，實在是非常荒謬，治國方略豈能投機。數量寬鬆已臻極限，成本寬鬆沒有餘地，人民幣只剩下貶值一條路了。
經濟發展對貪污有正面的影響，可以從貪污的供求解釋。反過來，貪污把經濟效率降低，但中國有充分的人力資源，以至經濟發展還是那麼快。今後貪污發展的趨向，中國的貪污會繼續嗎，可以禁止嗎？
多年來，貪腐官員攜款潛逃海外，已成為中國反腐的嚴峻挑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逃的黨政幹部、事業單位和國企高管為1.6萬至1.8萬名，攜款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今年1月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即明確要求，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決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
克萊茵在她的新書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指出，人類對全球暖化問題的醒覺，不幸遇上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基於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崛起。自八十年代始，由戴卓爾夫人和列根共同推動的新右回朝和華盛頓共識席卷全球。而在全球化的巨浪下，超級跨國企業足跡遍布全世界。在「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下，更多的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被大量開採和燃燒，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量不減反增。有如裝了噴射器的超級資本主義（turbo-capitalism）正把人類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自2013年起，Google 的收購範圍，竟擴展至機器人、生物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等來自世界各地的科技項目。而這些另類科技項目，就被納入神秘的 Google X 實驗室項目。「X」這名字叫人聯想起一套陳年的，關於外太空生物登陸地球的美國科幻劇集《X檔案》。Google X 實驗室的研究被形容是「登月」（moonshot）研究，更加添了 Google X 的科幻味道！
我們當然希望，紅二能夠整體上覺醒，能夠領導蓬勃興起的左翼運動，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建設新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我們有幸，遇到了這樣的領導人，將全力以赴地堅決支持。不過，我們是冷靜的唯物主義者，我們是自覺的新社會主義論者，我們也同樣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者。我們不會因為一些紅二或機翼的墮落而停下腳步，我們依舊會勇往直前。請大家牢牢地記住，繼承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精神實質的同志，才是真正意義的紅色後代，才是真正意義的紅色貴族。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空氣污染程度，已使得民眾不能忍受。根據中國國家環保部公布有關74個城市的數據，在2013年，細顆粒物已經成為最嚴重的污染物，其年均濃度遠遠超於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10微克/立方米的標準，全國平均有35.9個霧霾天，比2012年增加了一倍多。除了空氣以外，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也受到關注。由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抗議事件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如焚燒垃圾項目等。
如今，香港的政策討論相當沒效率，民生和經濟的政策存在不少爭拗，為推行帶來諸多阻滯。
假若仿效新加坡模式，將政府資助房屋比例大幅增加，而每區要維持一些適合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私樓，以減輕對公共設施需求的壓力，尤其是醫療。這是根本上的改變，一方面政府賣地收入會大幅減少，另一方面要應付建屋及其他公共開支。市民是否願意承受較大幅度的加稅和削減其他福利開支？企業稅能加多少，而香港還能保持競爭力？這近乎公共資源再分配，估計需要很精密的評估，亦要一個很有共識的社會和配合的周邊環境，才有機會實現吧。
無論如何，花生漫畫是令舒爾兹名成利就，有人估計當舒爾兹在生時，花生漫畫已為他帶來逾10億美元的收入，而在他逝世後，他的後人仍可不斷享有花生漫畫板權帶來的各種收入。在2006年，知名的《福布斯》（Forbes）雜誌是將舒爾兹評為已逝世的名人之中，收入最高的第三位。但值得留意的是，雖然花生漫畫是為舒爾兹帶來可觀的財富，但他寫漫畫的主要動力，卻應不是來自對金錢財富的追求。這究竟是説明着什麼呢？
「終日追逐金錢的生活是人迫不得已地過的。財富顯然不是我們所真正追求的東西，蓋它的功用不過是用來換取其他東西罷了。」（"The life of money-making is one undertaken under compulsion, and wealth is evidently not the good we are looking for; for it is merely useful for the sake of something else"）—— 阿里士多德（Aristotle）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當資本分配出現嚴重不均，便會衍生政治問題，現時在街頭表達訴求的年輕人，正是在資本擁有權差距日益擴大年代中成長的世代。要從當前政治困局破繭而出，必須在房屋政策上加以大刀闊斧，我認為只有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才有足夠勇氣及授權解決問題。房屋問題一日未能解決，則以為現行政制安排是社經困局罪魁禍首的錯覺，只會世世代代不斷延續下去。
政府投資有風險，不能保證有成效，鄭國漢同意這個說法，但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成功多於失敗的政策，就是好的。
預測到2020年中美的 GDP 相等以後，世界的經濟發展將會由美國、中國、歐洲與俄國分別控制。中國的經濟力量與美國對比已經增加了，那麼中俄的經濟力量與歐美對比而言也在增加。四強對立以後，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向有四點值得我們思考。
搞政治的人，必須懂得講一套，做一套，在向民眾說項的同時，絕不可以忘記創富。
對於決心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的中國來說，必須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才能完成深化改革繁重緊迫的任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主場召開的本次 APEC 峰會，是中國反思「亞太需要什麼樣的中國，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亞太」的難得窗口。將改革與開放相結合，打造出多邊合作、互利共贏的符合各方最大利益的亞太自由貿易新制度，終將會近悅遠來。
多個星期前在網上聽到一個出身基層的內地女孩在演講比賽中的演說。這位現在是北大研究生的女孩說，根據資料，大約每六至七名像她這般出身的人才有一人可以打破障礙，在社會中上升到新的階梯，但她認為這絕不應成為接受命運不思進取的藉口。若不努力，永不會成功；若不放棄，起碼有成功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