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佔領運動雖也有個別參與者甚有公德心，肯替別人檢拾垃圾等的義舉，但這卻無法洗脫它為其他港人帶來損失所應負起的責任，無此責任承擔，精神上便有如奧遜所說的「流寇」，民主容易變質為劣質民主，不可不察。
雖然通識課程理論上包括所有範圍，但實際上課題都來自香港及國際的時事新聞，所以你可把它看成一課應用的社會科學，包含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考慮。但時事新聞是天天不同，我們如何可以對每一個案例都作深入的分析呢？又如何可就每一個案例都作出政策建議？當中的原則又在哪裏呢？
距離上次大幅修改近10年，《證券法》再次啟動全面修訂，並有望明年上半年就修訂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近來，相關官員、學者和市場人士紛紛就此表達觀點。我們認為，此次修法不應止於查缺補漏，而應作出系統性的修訂，在簡政放權、深化改革的全新背景下，重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如果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要讓徐徐升起的紫荊花區旗同五星紅旗一同持續高高的飄揚更是一門大學問。金融和服務過度發展，勢將強盛的經濟體引向衰落，西班牙、荷蘭、英國前仆後繼給予了驗證，香港能否邁過這道坎？
縱觀香港前100多年的歷史，普天下真就是一個又一個過客。百年間，人來人去，潮起潮落，緣聚緣散，鮮落痕跡。上至港督，下到蜑家，貴為鄉紳，賤若難民，其結局始終無外是回英倫，返鄉下，上金山（美國、澳洲），下南洋（東南亞）。對絕大部分華人來說，香港無非是「寄寓泊船」之地，頂多算是「功能的家」，甚至於大部分時候只是內地華人的逃亡之地，避難之鄉。對華人來說，無論你是大富大貴，還是際遇平常，最終是要落葉歸根，兔死狐丘。
此刻多數民意希望出現馬習會，是盼望馬習會能帶來一些良性效果：一、向世界宣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兩岸一家親」（習近平語），烽火兩岸變成和平兩岸。二、有助化解「中共打壓台灣」的負面印象，改善台灣內部「逢中必反」的心態。三、利用會談，共同宣布加強雙方在各方面的交流；尤其大陸可以善意地宣布台商將會享受「國民待遇」，並且在經貿、教育、環保、醫療等領域的興利措施。
一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土地改革上取得了突破。孰料其後實施艱難，爭議四起。近幾個月來，專家學者間爆發多輪爭論，不同觀點激烈交鋒。對於重大而複雜的問題，爭論有比無好。然而，土地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系經數十年艱難探索、付出沉重代價後始得確認，理應堅持。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應成為下一輪土地改革的底線和起點。
最弔詭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已經隨「美帝」之後，成為了世界上擁護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最大政體！中共現時所奉行的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法西斯資本主義」！它不是一個「左」的政權而是一個「極右」的政權。
親愛的同學，無論你是飽受日曬雨淋的靜坐示威者、支援示威人士的義工、或只是在校內罷課甚至只是在心中默默支持示威同學的學生們，讓我這個年近花甲但心境與你們同樣年輕的成年人向你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們爭取民主的勇氣和決心，你們的堅毅、和平、克制和守望相助的精神，已經贏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和讚賞。
中國的經濟應由勞動力、企業家及知識分子等人力資本推動，以達致持續增長和發展。
既然新加坡模式能令經濟增長超越香港，那香港有沒有必要轉換政策模式？
近來，中國企業家向國外名校捐款成為熱點新聞。先有潘石屹張欣夫婦所辦 SOHO 中國基金會向哈佛大學捐贈，並準備共向國外一流大學捐款1億美元；後有香港陳啟宗、陳樂宗兄弟所辦晨興基金會向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饋贈3.5億美元。這兩筆捐款都是有利於人類福祉的大善舉，是捐款人的自願選擇，非常正常，亦應尊重。但是，許多中國人難免會有一問：同樣需要資金的中國高校為何未獲如此慷慨捐贈？
現在愈來愈多人喜歡把香港跟新加坡比較，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是否值得香港參考？這亦是愈來愈多人關心的課題。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過去十多年來，在世界各國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當中認為「全球暖化不是一個嚴重問題」的比例最高。2010年3月，亦即所謂「氣候門事件」發生不久，美國著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op poll）顯示，認為全球暖化問題被遠為誇大的人由2008年的35%大幅增加至 48%，這說明了否定者混淆視聽的策略十分成功，也解釋了奧巴馬銳意推動的「綠色經濟」政策為何舉步維艱。
相信你們都可能聽過有人這麼說：「全球暖化不是一個仍然未有定論的科學爭議嗎？」或甚至是：「全球暖化只不過是一些環保分子的危言聳聽罷了。」但如果你已閱讀至此，你應該懂得去問，為什麼對一個如此重大的議題，人們的認識竟然到了今天仍有這麼巨大的差別？
簽於1997年的《京都議訂書》明確地指出，在對抗全球暖化這個問題上，世界各國皆有「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之所以「共同」，是因為全球暖化不分國界；之所以「有區別」，是因為今天大氣中增加了的二氧化碳，絕大部分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所放進去的。猶有甚者，這些國家每人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迄今仍較發展中國家高出很多。例如美國每人每年的排放量，便較中國高出四倍多、較印度和巴西等更高出十多二十倍。
銀行和金融的大改革，早在1930年代就出現。當時，芝加哥經濟學中，比捍衛自由經濟聞名的 Milton Friedman 更早成名的 Irving Fisher 提出一個所謂 Chicago Plan 的大型經濟計劃，針對當時大蕭條後的金融結構重整，不過，後來並未有實施。
對於貧富懸殊，他們第一個建議就會是減低以上種種合法或非法的非市場和反競爭行為；然後，就是透過經濟增長和發展去應對貧富懸殊的問題。
正如不久前去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Ronald Coase)所指出，「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很多經濟學家也認為，不把地權還給農民，市場經濟無法在中國真正建立。
保育、環保固然重要，但所有政策都應以人為本。說環保時，不要把人排除在外，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雖是老生常談，卻包含着重大的真理。世上當然有一些人透過艱苦奮鬥和本身的聰明才智致富，亦有一些人因為好食懶非或天生魯鈍而陷於貧困。但問題是：一、他們在社會上屬大多數嗎？以及二、無論貧、富的成因為何，它們是否有自我延續的傾向？
腐敗本質上就是財政的失敗。所謂財政失敗，意味着政府行政權力正在被大規模地私有化，意味着國家已經開始喪失徵稅權和預算權。其中，徵稅權和預算權被私人侵佔，成為私人謀取公共利益的工具，形成制度性和政策性腐敗。易言之，財政不失敗，就不會出現全面腐敗的狀況。反腐敗，出發點在剷除貪官，落腳點必須是財政制度重建。
香港擁有的體制優勢是，自由、體制、香港的品牌。如果大陸要複製香港，可能還需要很多年。
這時日本和台灣的外匯存底是世界第一和第二，而大陸只是區區300億美元，何足道哉！這時候日本剛從股市和樓市的頂點下來，只要全球經濟復蘇，一切好辦，誰料到進入迷失的首十年，到2000年中國經濟崛起，GDP是日本的23.2%，台灣則縮水為大陸的30%
在幾年的連續關注中發現，貴陽地產市場並非一個鄂爾多斯式的「空城」、「鬼城」，而是一個難得的可以多維度分析的特殊案例。
相對於新加坡，香港政府更顯得弱勢。廖柏偉說：「（對於香港的問題）經濟學的應對方法其實相當清楚，但因為政治問題，很多都執行不到。」
中國政府當前所做的「穩增長」與「調結構」等一系列舉措，都是為了確保中國經濟在從「舊常態」向「新常態」轉換的過程中能有一個比較平穩的過渡，避免發生急劇的躍遷，從而減輕社會的陣痛。
經濟增長放緩、政府收入通脹落後於開支通脹，以及人口老化，都將引致本港社會出現結構性赤字。
政府應該未雨綢繆，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香港日後要舉債渡日。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快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將自由貿易區建設成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先行試點，全面深化對外開放，促進國內外要素的自由流動，優化資源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