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蔡昉、李周三人在20年前出版的《中國的奇蹟》預測了中國若堅持以漸進雙軌的方式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推進改革，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有可能在201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當時多數學者把這樣的預測當做是天方夜譚。
2014年中國股市整體表現異常突出，有人擔心是否是一時的非理性表現無法持續。作者在文中分析中國近年經濟態勢和股市走向的關聯，認為股市現在可以說是一個catching up的過程。
2014年下半年，國際原油價格「腰斬」。對於中國來說，低油價帶來了降低生產成本、提振消費等直接益處。更應看到，其對中國改革發展有危亦有機，利用得好或可成為改革槓桿。高油價時代掩蓋的國企運營效率和投資浪費問題，將在低油價時代漸次暴露。然而，低油價也會拉低新能源投資者的回報預期，對於改善能源結構造成不利影響，這需要決策層有更完善的政策設計。
Google建立機器人大軍的野心揭示於2013年12月——Google 於一個月內，一口氣收購了七家機器人公司，2014年又再收購了四家人工智能相關公司。如果當中的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成功融合協同，加上 Google 現有的頂尖科技、海量數據、互聯系統，的確很難不叫人擔心⋯⋯未來的 Google 將擁有控制世界的巨大能力！
踏入新一年，市場對人民幣未來走勢預測迥異。看淡的預期人民幣匯率將會大跌；樂觀人士則估計人民幣有機會動搖美元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可是這些預測並沒有經濟數據支持，甚至似是市場炒作多於實際分析。
原油價格近日急跌，從去年6月初高位的每桶102.53美元跌至12月中的57.49 美元，共下挫了44%，不可謂不慘烈。近25年來，只有90年代初海灣戰爭後約四成的跌幅與此相若，但今回尚比不上金融海嘯後67%的跌幅。上兩次急挫的原因與今天的不同。海灣戰爭發生時，油價先因戰亂而短暫急升，美國勝利後隨即回降，油價重復前貌；金融海嘯那次，則是因經濟衰退，原油需求減少，所以油價急劇調整；現在的則與需求無甚關係，主要是供應增加及可能是價格戰所致。
我們沒有簡單地對號入座，拿現成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和判斷的基礎，而是深入了解中國出現的現象背後的形成機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論框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我們則直接抓住現代經濟增長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發展中國傢具有後發優勢的這一本質，了解到只要中國經濟能夠維持穩定，並在沿着比較優勢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即使中國經濟還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經濟仍然能夠以高於發達國家幾倍的速度來增長。
無論你喜歡與否，現實是香港永遠有兩個權益人：香港市民及中國。青年人要明白，作為未來香港社會的領導者，既要服務香港居民，也要對中央政府負責。香港若清楚自身定位，也可以在強者之林取得一席之地，甚至成為巨人。
《中國的奇跡》出版的當年以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遭到學界和輿論界的質疑，認為我們過於樂觀。不僅許多人認為說「中國的奇跡」為時過早，而且，中國崩潰論的聲音此起彼伏。出乎主流經濟學界預料之外的是，在此書出版後20年中國實際的改革步驟、內容、進程和我們這本書所主張的基本一致，經濟也基本沿着我們在書中所預測的軌跡發展，經濟增長率不僅沒有下降，而且，還略有上升為年均9.8%。
貨幣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增加貨幣的速度影響物價與就業。什麼是適當的貨幣政策，經濟學界有不同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可以分為兩類；用規律（rule）或用智謀（discretion）來決定貨幣增加的速度。
所謂「羊毛出在豬身上」，其實是指做生意要有廣闊一點的視野，不一定要靠本業賺錢。本業只是一個切入點，然後再靠本業掌握的數據與社會關係做衍生出來的生意。這樣，錢可能賺得更多。本業是羊，衍生出來的生意是豬，賺錢是羊毛。本業身上剪不到羊毛不要緊，最重要是可以在衍生出來的生意上賺到錢就是了。
從1997至2013年，20至24歲有全職工作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從9,000元升至10,500元，升幅16.7％，25至29歲的，由11,000元升至13,000元，增幅18.2％，全部年齡工作人口收入的增幅卻有45％。從這些數據可知，年輕人名義收入的增幅低於社會中其他年齡的人。我們也不要忘記，同一時段物價上升了25％，這意味着今天年輕人的實質收入比起1997年時還有所不如。
政府不應當完全禁止排放污水。一般來說，排放污水與企業生產成正面的關係。容許企業排放污水愈多，它的生產愈大。禁止排放污水會減少生產量，不然企業用不着排放污水。絕對禁止一個企業排放污水可能使它無法生產，問題是應當容許企業排放多少污水。我在下面回答。
佔領運動擾攘近兩年，曾經有過風光的時候，但現在已踏入兵敗如山倒的地步，將來支持者能否「輸人不輸陣」，挽回一點顏面，主要取決於博弈雙方哪一面犯的錯誤更大。為什麼佔領運動會落得如此局面？佔領的各方主事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這些錯誤起碼有三個層面，即客觀驗證的失敗、策略上的失誤、道德上的崩壞，每一錯誤均足以致命，何況三錯齊發？
中國對經濟學的教育一向不如對理工科的看重，因為大家認為國家的現代化需要理工科學多於社會科學。到了改革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以後才發現經濟學的重要。 不懂經濟學便不能認識如何改革，如何決定建設市場經濟，如何施行適當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因此學經濟學的學生人數增加了很多。
我認為所有知識輸入都是必要的，而我只是以經濟學角度提供一些意見，以防社會政策違背經濟規律。
「經濟學者分析政治問題根本不是什麼一回事，只是在香港有很多人認為這是越界之舉。」
我們討論避免金融市場不穩定和挽救經濟不景氣的政策，無須判斷市場經濟基本是否穩定，或凱恩斯與佛利民的理論誰是對的。對避免金融危機與發生後的對策，經濟學界大致有共同的觀點，只是比較保守的主張多用貨幣政策，少用財政政策。中國今後金融市場的改革可以從馬丁・沃爾夫的書中取得教訓，應當注意兩個問題：第一是金融市場的建立；第二是金融危機與經濟不景氣發生後的對策。
在新的經濟浪潮中， 主要職位將見於高科技、旅遊、休閒、教育和醫療護理等服務行業，而事業成功者的特徵將為： 一、企業家精神；二、靈活性；三、冒險；四、創新性和；五、領導。此外，當企業的營業額及市場力量愈來愈大，直接僱員數量愈來愈小，大部分職能外包，包括合作夥伴和供應商的業務日益網絡化，他們將成為真正的分形業務網絡（fractal business networks），每個分形都完全面向客戶和市場。
經歷了今年發生的社會變化，筆者認為官、商、民的各位領袖，應該拋開舊有的思維，與時並進，香港不能再是 business as usual，相反，應參照環球其他發達國家，在社會價值和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尋求一條新的出路。
試想想，所有人（包括青年人）的要求，很籠統來說，就是安居樂業，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而香港的最大問題，就是有一種「賺得多錢」和「能花很多錢」才能過有意義人生的價值觀。當社會上絕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覺得自己賺得不夠多，沒有很多錢去花的時候，便會產生焦慮和鬱結。這種單一思維正正是香港歷代的成年人（相對青年人的說法）製造出來的集體意識形態。
此次央行降息，確認了我國中期經濟政策選擇。央行調整了人民幣匯率的預期方向，人民幣對美元穩定的升值預期歷史性地結束了。於今，救樓市，就是救地方財政。在這一點上，一錯再錯的管理層似已沒有退路。問題是，以金融救財政，實在是非常荒謬，治國方略豈能投機。數量寬鬆已臻極限，成本寬鬆沒有餘地，人民幣只剩下貶值一條路了。
經濟發展對貪污有正面的影響，可以從貪污的供求解釋。反過來，貪污把經濟效率降低，但中國有充分的人力資源，以至經濟發展還是那麼快。今後貪污發展的趨向，中國的貪污會繼續嗎，可以禁止嗎？
多年來，貪腐官員攜款潛逃海外，已成為中國反腐的嚴峻挑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逃的黨政幹部、事業單位和國企高管為1.6萬至1.8萬名，攜款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今年1月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即明確要求，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決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
克萊茵在她的新書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指出，人類對全球暖化問題的醒覺，不幸遇上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基於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崛起。自八十年代始，由戴卓爾夫人和列根共同推動的新右回朝和華盛頓共識席卷全球。而在全球化的巨浪下，超級跨國企業足跡遍布全世界。在「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下，更多的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被大量開採和燃燒，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量不減反增。有如裝了噴射器的超級資本主義（turbo-capitalism）正把人類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自2013年起，Google 的收購範圍，竟擴展至機器人、生物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等來自世界各地的科技項目。而這些另類科技項目，就被納入神秘的 Google X 實驗室項目。「X」這名字叫人聯想起一套陳年的，關於外太空生物登陸地球的美國科幻劇集《X檔案》。Google X 實驗室的研究被形容是「登月」（moonshot）研究，更加添了 Google X 的科幻味道！
我們當然希望，紅二能夠整體上覺醒，能夠領導蓬勃興起的左翼運動，能夠帶領中國人民建設新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我們有幸，遇到了這樣的領導人，將全力以赴地堅決支持。不過，我們是冷靜的唯物主義者，我們是自覺的新社會主義論者，我們也同樣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者。我們不會因為一些紅二或機翼的墮落而停下腳步，我們依舊會勇往直前。請大家牢牢地記住，繼承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精神實質的同志，才是真正意義的紅色後代，才是真正意義的紅色貴族。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空氣污染程度，已使得民眾不能忍受。根據中國國家環保部公布有關74個城市的數據，在2013年，細顆粒物已經成為最嚴重的污染物，其年均濃度遠遠超於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10微克/立方米的標準，全國平均有35.9個霧霾天，比2012年增加了一倍多。除了空氣以外，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也受到關注。由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抗議事件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如焚燒垃圾項目等。
如今，香港的政策討論相當沒效率，民生和經濟的政策存在不少爭拗，為推行帶來諸多阻滯。
假若仿效新加坡模式，將政府資助房屋比例大幅增加，而每區要維持一些適合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私樓，以減輕對公共設施需求的壓力，尤其是醫療。這是根本上的改變，一方面政府賣地收入會大幅減少，另一方面要應付建屋及其他公共開支。市民是否願意承受較大幅度的加稅和削減其他福利開支？企業稅能加多少，而香港還能保持競爭力？這近乎公共資源再分配，估計需要很精密的評估，亦要一個很有共識的社會和配合的周邊環境，才有機會實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