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希望透過這部傳記，探討傅秉常這位具香港背景的粵籍社會精英，如何參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由此反映香港在中國近代化中所擔當的角色。
所謂「道法自然」，老子便是希望社會制度也效法這種大自然運作模式，期望所建立的新制度，亦同樣好似大自然一樣，萬物平等、有一個良好營生環境讓萬民皆有所養、同時沒有人自以為主。
司馬長風等知識分子，痛心中國文化受摧殘，又嚮往西方的自由民主，因此友聯的刊物，就成了他們散播理念的平台，《中國學生周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當年念近代史，「九·一八」事變已如烙印般，鑴刻心中。想不到，多年後，竟然有機會來到瀋陽，踏足在這個地方。
綜合香港的招牌和牌匾，字體上六書可說樣樣皆有。只要我們用心去觀察發掘，香港書法可說比比皆是，就在生活裏每天皆與我們擦身而過。
人心，是可以統計歸納的。通曉行為心理學，讓他它成為你最強的職場武器。
尼日利亞哲學家奧比認為人道必須建基於人道立場以外，且以非洲人在近代及現代史裏親身經歷的具體及特殊內容為基礎，並以從個人到群體的共同歷練為依據。
因為「盜」之本義為偷，「賊」之本義為「殺害」，引而申之，則偷竊者曰「盜」，殺人者曰「賊」。
洪承疇（1593 – 1665）是明末清初的大漢奸，也是建立清朝的大功臣。幾百年來已成定論，但很少人留意到滿州人的覆滅，早在洪承疇的計算中。
我們必須反思自身有否被過度的慾念支配，時刻提醒自己要圓融平和，為而不爭，免至悔及已晚！
我偶然撿到一份董慕節的批命書，當然外界不會知道命主是何許人，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批命書是個甚麼樣子，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沒見過批命書。
所謂「道法自然」，並非是指一般人平時生活上的自然，而是指以自然法則作為社會運作原則。這自然法則就是人人平等以及生存權的保障，可以稱為「基本人權」。
論到香港文學的價值在哪裏，她與香港歷史和社會現實構成怎樣弔詭的關係，足證文學的多元價值，香港的本土文學，既可作跨域理解，為香港人說故事，為香港編寫歷史。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水月宮經歷過兩次重修，破壞了原來一些特色，2010年獲古諮會確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不二門中有髮僧，聰明絕頂是無能。此身不上如來座，收拾河山亦要人。」南懷瑾這首詩，也能說明他不止心在普及經典，亦心繫現實社會政治。
中大製作的舞台劇《摯愛》，無論在橋段、情節、框架，實與五十年代的舞台劇《專誠拜訪》雷同。無論怎樣改頭換面，加鹽加醋，對話劇中人、藝評家、資深觀劇者等而言，是不難察覺後者是脫胎於前者的。
無論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種模棱兩可的內容，迫使我們不斷質疑我們以為我們正看到的東西。
挖人祖墳，不光是盜人財物、辱人先人，還是斷人子孫風水氣脈，所以當王羲之獲知祖墳第二次遭人盜毀，心肝俱摧，寢食難安，激憤之下給朋友寫了一封短札。
結婚生子的事本來天公地道，但罕病接二連三降臨在兒女身上，無法可施，只好全情地愛，致力至成為睏熊。
段正淳能渡己，但不能渡人。自己的快樂，別人卻哀痛，所以他的品格，亦如他的武功一樣，至死亦未及第一流境界。不過，在濁世之中，仍不失為一號人物，而成為濁世佳公子的偶像。
香港青年音樂協會「源弦樂聚薪火傳」45周年誌慶音樂會邀請了二胡名家黃安源父子共演《故鄉之歌》新曲，樂曲將為世界首演；門票今日公開發售，中樂樂迷不容錯過。
香港60、70年代是讀舊書的好時年，大陸台灣的文學禁書盡在香港，許定銘跑勻大小書店搜購，皓首窮經，終於修成正果，成為「書神」。
當年，我曾經困惑手中的洞簫，應該要吹出什麼樣的音色？洞簫音樂應該要有什麼特性？我自己應該走什麼路向？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張亮認為，欣賞藝術不一定穿西裝打領帶，正襟危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藝術表演方場地，而大館正為藝術走入民間而努力。
蘇東坡有的是那樣體貼的賢妻，能在未有需要時已為將來有需要時籌謀，「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真是世情的絕配了。
所謂「四法」，是指三代權力繼承，法天法地法質法文，據法而確立帝舜、夏禹、商湯、周文的王權，他們得天授權而為聖人立為王，這便是「王法」，以「王法」為原則，繼承先祖軒轅黃帝之命而立為君。
Balli Kaur Jaswal指出，國際知名印度裔作家的作品，多從男性角度出發，忽視了女性在爭取自由時，面對的不只是東西文化和年齡代溝的障礙，還有男作家不能感同身受的隱形性別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