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稚柳為學嚴謹，是一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寫萬幅畫的名家。
有意憑弔對革命有貢獻的先人墓碑，或者有興趣了解香港名人與國民革命歷史關係的讀者，《香江有幸埋忠骨》（增訂版）不失為一本不可多得的指南。
「雪芹先生」小照和《幽篁圖》手卷的存在，甚至保存到了今日，理由當然很簡單，就是有人很想留名後世，除文學作品以外，還希冀指望圖像、名人題詠等。
惲壽平酌論古今，參之造化以為損益，創製了中國花鳥畫技法上的「沒骨法」，開一代畫風之先河。
亞氏書有趣，除了是內容豐富外，還有學說不死板、沒教條味道。就是論德善吧，也不見得很有訓誨口吻。他明白到，道德判別的基礎，並不堅如磐石；而人生在世，道德判別並不是唯一的判別。
我們暫時只能說，亞里士多德沉思世事，為要追求智者的福樂；但如果我們不能洞明世事的實質層面與哲學層面，我們也不可能闡明，何以玄思的生命是美好的。
從金庸的理論和報業管理實踐來看，與其說金庸是「文人辦報」，倒不如說金庸是「儒商辦報」，更為貼切。
陳明銶教授一生志節之堅，而且不求名利，不與人爭，潔身自愛，退休後回到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這20年中，就好像蘇武在貝加爾湖牧羊一樣清苦、孤單、無助。最令我尊敬的還是他擁有作為學者的高貴靈魂。
歷史的發展，雖然有必然性，卻往往帶有偶然性；金庸的一生，交織着必然與偶然。
陳明銶教授每年必抽空陪同老媽乘搭郵輪到歐洲各地旅遊，承歡膝下，他孝思純篤，不愧是一位很重視孝道的學者，是我們的榜樣！
古文是老祖先化知識為智慧的心血結晶，雖然時代變遷，但人心、人性不變，距今近千年的《資治通鑑》，依舊有可學習之處。
余光中先生的個子不高，一頭華髮，反襯出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白玉苦瓜玲瓏剔透，飽含歷史印記記的形象，似乎和他的外表特別相宜。
香港威海衞警察見證了1920年代至今香港社會變遷。現年85歲的吳傳忠，1933年出生於山東威海衛田村，1955年考上威海衞警察後，在香港服務了35年。
金庸提議把精彩絕倫的金庸小說改編成兒童文學版本，但我認為讓青少年兒童讀者直接閱讀金庸小說原著才是最好，所以我拒絕了金庸先生的建議。
我雖跟陳明銶教授不算深交，學術研究範疇也不同，卻也成為好友，皆因他十分熱愛香港，也熱愛中國，反對分裂。他為人性急，疾惡如仇，但大情大性，平易近人。
本文探討孫中山形象在廣大民眾眼中是如何確立起來的，並藉此說明藝術創作在塑造偉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像孫中山這類政治人物怎樣從歷史走向藝術的領域。
南懷瑾弟子舉辦記者會，許曉暉也出席支持，那天我沒空出席。之後約了她吃早餐聚聚舊，也是她離開官場的首次面談，沒想到成了大家最後一次約會，只嘆人生無常。
陳明銶博士早在70年代已在美國從事香港的研究工作，對促進美國人、特別是西岸認識香港，的確有其重大貢獻。
Jafar Panahi永遠懂用幽默手法寫社會問題，這便是我愛他電影的原因。
近年來，陳明銶教授以花甲古稀之年不停奔波於世界各地關於香港問題的各種學術會議之間，最終倒在自己念茲在茲的學術之路上，其精神、修養及風度永懷我心，永存於世。
據說，全港郵局第一天已基本賣清金庸小說人物郵票，郵政總局餘下的小量貨尾，在第二天開門已被排頭位的一位內地客掃光，估計貨值30萬港元，這對內地炒家來說，濕濕碎矣。
我站起身，恭恭敬敬地朝白先勇合掌低頭，他扶着奚淞的三幅禪畫，招手讓我過去拍照。「白老師，可以挽着您嗎?」他聽罷，慈愛地笑起來，把左手臂一抬說：「來吧！」
發病前的一個月，我去京都33間堂，裏面供着800尊觀音。我本來就對觀音很親，我上香，忍不住掉眼淚，那種掉淚就是一種受了菩薩的護佑。所以我就在想，上天讓我活下來，一定是要讓我去做一些事的，有未盡之業。
Ming Chan recognised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local history .
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周佳榮教授指出，浸大有一座學生宿舍命名「蔡元培堂」，表達了港人對蔡先生的尊敬之情，但這遠遠不夠，既然九七之後，香港有了「孫中山紀念館」，未來也可以爭取建立「蔡元培紀念館」。
歐洲的現代化約於1500年啟動，之後全球貿易轉向海運，中亞的陸上絲路便被淘汰，沿路名城風采不再、且迅速凋零，漸成軍閥盤踞之地，在美蘇冷戰期間更成棄嬰，與外界消息隔絕超過半個世紀。
因為《13點》，李惠珍成了「香港少女漫畫掌門人」。她筆下的13點是個富家小姐，衣裙總是換個不停。李惠珍添上幾筆，13點便有一套新裝。「女孩就是要穿漂亮的衣服，每次為她換上新造型，我也很滿足。」
以社會思潮史的角度去理解五四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得的論斷，雖經過了20年，至今仍覺有一得之見，而有別於時論。
Maurice的雜文，有着律師的機智，條理分明，是他對社會現況觀察入微，說起話來，一針見血。
無可置疑，中國今日在現代化事業上的巨大成就，講到底，與百年來大學所提供的新人才與新知識是分不開的，而蔡先生正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