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的一身學問，很大程度上是他勤奮自學，不斷鑽研的成果。他日後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及課題，動力亦主要來自這種刻苦鑽研的自學精神。因此，饒宗頤可以說是終身學習的一個典範。
在實習期間遇到的所有職員都非常親切友好，我尤其感謝我所屬的搜集組的同事們，願意多多包容我這個初入職場的新人，解答我的各種疑問，讓我在香港電影資料館渡過了一個美好又充實的夏天。
為了進一步表達自己的志向，在曹霑名字外，他就特意給自己起了個雪芹的號，意思是自己願做一棵山鄉的芹。
古今愛讀書西方政軍領袖，難免令中國人想起曾國藩、左宗棠等歷史上的「儒將」，但退役美國海軍四星上將史塔伏瑞迪斯志不在此，他認為，讀書對任何人，尤其是對身穿制服的軍事學員，有五大好處。
終其一生，都未能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桎梏，即使縱觀其人生，受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早已大於中國傳統文化。倒是後期作品如《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因世事變化而更為深刻，反倒成就了最好的金庸。
胡斐是英雄，但與蕭峰一比，前者不過孤雁浮萍，蕭峰才是凌霄鷹鷲，兀立雄峰。
白鷺騰飛的衝力和「意象攝影」，令人聯想到成功企業家決策和行動的時效、眾參與者的拼搏，體會到《孫子兵法．勢篇》之言：「激水之疾」。
王賡武教授上周六向全港中學生演講，以深入淺出、卻能有系統的連貫解釋「史」與歷史學的分別。
西貢潮汕文藝節有半小時的「英哥舞同行」，英歌舞是潮汕地區獨有的集體巡遊表演舞蹈，至今已有300多年歷史。
呂思勉曾以14年時間，專心閱讀「二十四史」三遍以上，用功之勤，當世史學家殆無出其右。學者嚴耕望尊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為二十世紀中國四大史家，此說已漸成學界共識。
查良鏞亦藉着小說透露自己的抱負。憂國憂民，先憂後樂是中國歷代文人雅士自覺的責任與態度。金庸寫郭靖在岳州酒樓四壁題詠見到范仲淹《岳陽樓記》內的名句而悟出為國為民的道理。
在中國近代史上存在着極其深遠影響的「香港因素」，較全面、深入、平衡的香港歷史，也應該有更完整和穩固的事實基礎來反映內在條件和外在歷史大環境，「中國因素」就是最不容漠視或迴避的基本考慮。
李察工餘好寫歌詞，如日方中時，一年112首，先後共寫了超過千首，好一個非凡的紀錄，伴着一代的香港人成長。
全球水墨畫大展──教育篇於10月24日至11月19日期間假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廳全館免費展出。展覽薈萃200幅由全球徴集得來的大師級水墨畫作。
一個偉大的作家，活到40之齡便因貧病去世，連妻兒也無法照顧，最後只留下一部未完成的曠世鉅著啟迪後世。相比於世間富厚逸樂的行屍走肉盈街累巷，這是不是莫大的諷刺？
「電影有金像獎，時代曲也有頒獎禮，但這個如此深厚的藝術，為何沒有頒獎呢？為何沒有獎勵給他們？」那時郭銘祥想到此，便與香港粵劇商會主席杜韋秀明、粵劇導師黃綺雯、研究粵劇的蔡啟光等人討論如何成立頒獎禮。
位處荷李活道兩代書院的更替，作為學生的孫中山，也是見證人。1884年4月15日，時年18歲的孫中山，以孫帝象之名註冊入讀位處荷李活道──歌賦街的中央書院。
我平生遇到過的學問高人無數，查先生是其中一個。只他一個給我那樣要推敲的不舒適的奇異感。從我的視名頭如糞土的個性選擇，查先生是個不容易交為朋友的人。
金庸的文風和待人接物比較溫和隨意，觀察他應付大陸受到的捧場，也有節制謙遜印象，沒有那種入禁苑不可一世的吃相難看。
宋朝在太祖丶太宗兩世三度為相的趙普，其所治理政事秘笈，被傳「以半部《論語》治天下」！
金庸去世之後，關於他和他的作品地位的爭議，還會繼續。在我看來，金庸是現代文學史被低估的人物；新古典武俠小說這個流派，其價值也被大大低估。
作為讀者，我感興趣的問題是：還會有下一個金庸嗎？有人認為他也許只是剛好出現在一個武俠小說的高峰期，時勢將他打造成英雄。
從來料加工的學堂歌，到促成原創性的中國現代歌曲的誕生──配搭新詩／古典詩詞／自由體歌詞的調性旋律／和聲／鋼琴伴奏／共鳴發聲／五線譜／簡譜記譜。現代歌曲之誕生催生了社會資訊的引介、傳播和普及。
一般來說，這是會令人聽了不安或焦躁的聲音，但響在我那年幼的耳朵中，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安穩和安慰的感覺。我知道﹐那是媽媽穿着拖鞋來回踱步，構思着她要寫作的文章。
十餘年來（1955 – 1970）金庸寫作風格的改變，當然是隨着十餘年來生活經驗的改變而來，這位當今文壇的武林盟主，看來要和我們說：人生多苦難，庸人多厚福了！
全球大學電影獎9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維也納音樂與表演藝術大學的參賽者奪得年度金獎，印度電影電視學院奪得最佳紀錄片。
語文學家周有光所提倡的「兩個雙語言」政策，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香港現時致力推行的「兩文三語」政策，與此異曲同工。
李振盛說，文革爆發已經過去了50多年，《紅色新聞兵》書中的場景和氛圍，看起來並不太遙遠，對文革親歷者來說仿如昨日，他用鏡頭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佛教言因果善惡，日本藝術家平山郁夫的經歷，讓這位天才畫家常以佛學為主題，更讓他日後在有生之年，要不停往返敦煌西域之地，鍾情之深，貢獻之大，難以筆墨。
1969年5月前，金庸要我編選一冊〈自由談〉的選輯，作為報慶10周年出版物。我奉命編選出版了《明報〈自由談〉選輯（1962—1965）》。收入金庸撰寫的〈自由談〉發刊詞，約周青寫〈編者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