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化和真正的五四精神，應該是啟蒙復興並用的，一些落後的物質文明東西，便應除舊迎新，自創或直接引進外國的科技和經驗，而某些非物質的文化東西，應以復興的態度去保育或更新。
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爾後兩個運動便匯合成一個廣義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並徵用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
最近，鄧宇立出新書，書名《老玩童漫遊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巴林、約旦、黎巴嫩》，用文字和照片掀開阿拉伯世界的神秘面紗。
觸發五四運動的巴黎和會，簽約地點在凡爾賽宮，當年顧維鈞等人就在凡爾賽宮為中國爭權益，最後沒有簽署和約。因此，國史研修團會安排凡爾賽宮之行。
中史課程沈悶的原因是沒有遇到口才好的老師；近代史與古代史更非魚與熊掌一定要一取一捨。至於讀歷史，上輩老師早有名言，道是「五十年內無信史」。
2019年，五四運動後的100年，中國站在世界列強的前排位置，因的是咱們的軍事、經濟等綜合實力；前瞻未來，國家發展的目標是什麼，中華民族如何團結起來，彼此能否繼續不斷進步？
津田梅子一直致力推動日本女子教育，她更曾代表日本女性於美國發表演講，指出全球婦女都需要接受教育，實現真正的解放。
本文主要敘述這兩種報刊的創辦和遷址經過，從而說明近代初期粵港澳三地出版環境的變化。另外還有一種《澳門新聞錄》，先後在廣州和澳門出版，雖不曾遷至香港，因曾與《廣州紀錄報》論爭，史事相關，文中亦有介紹。
既找到舊照片，可見相中風景優美，甚為可觀，然而美中亦要求真。今年初，香港大學圖書館邀請林準祥博士介紹新書，既向一眾讀者展示吸引彩照，更娓娓道來成書過程種種照片考據故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圖片展」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展覽館舉行。展覽展出300多幅歷史圖片，包括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人物及事件的圖片，免費入場，展期至本月14日（周日）。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報壇百花齊放，影視及財經都有獨立出版的日報，《體育日報》順應潮流，但亦講求創意，這可在陳灌洪先生出版的刊物中看到。
程美寶認為，歷史教育應有更寬廣的意義，並作為一種思考工具。即是梁任公對「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批判。
黃勤帶稱《香港樞密1842—1997》檔案集「是一份有關自己出生地的身世，也是一份混世的備忘」，你說它是香港的三世書也無妨。
從1986年6月起，中、葡兩國開始就解決澳門問題進行談判，澳門居民愈來愈關心時事和政治、社會發展，致使中文報刊的銷量隨而大增。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策劃了《米展》，將鎂光燈重投在晶瑩剔透的食米上，訴說着香港糧食政策、食米進口貿易、批發零售、農業、飲食業的前世今生。
今次出土的海昏侯墓是中國目前發現面積最大、保存最好、內涵最豐富的漢代侯國聚落遺址。整個墓園由兩座主墓、七座陪葬墓、一座陪葬坑等建築構成，反映了西漢列侯的墓園制度。
回顧十九世紀以來華人社會的報業發展，香港報業可謂別樹一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盛極一時，幾份大報都先後發行海外版，讀者遍及世界各地。
楊‧凡艾克是尼德蘭畫派的重要人物。這幅《阿諾芬尼夫婦像》，使用了大量的象徵手法，在西洋畫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影響了後來很多象徵主義畫家。
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35年抗日前夕，在這25年間，中國大城市的婦女在動盪的政治和紛亂的社會裏浮沉，面對挫敗毫不妥協。服裝也就永不滯止，永遠求變，見證着她們頑強的奮鬥意志和解放心理。
要重溫當年的歡樂時光，今天起周一至周五辦公時間，可到觀塘翠屏道13號香港歷史檔案大樓2樓展覽廳參觀《童趣．童遊：香港兒童玩樂點滴》。
不同院校的學者加強合作，始可為史學開創新局面。學術團體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香港考古學會、香港檔案學會均有活動。
1983年商業電台舉辦《全港扭腰舞王大賽》，陳灌洪（Ago）已奪得第三名，他不斷精益求精，成為後來公認的扭腰舞大王，他也是香港教扭腰舞的第一人。
關於新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事件，是政治範圍內的社會爭議；關於維族與突厥文化的淵源，則應是歷史範圍的討論，不該以政治偏見壓制知識界對歷史脈絡的疏理。
要教好香港史，就要先教好中國歷史；要教好中國歷史，必須正確認識歷史。初中老師要令學生覺得歷史不沉悶，不是死記硬背的科目。
掛在商業電台牆上的對聯「話到口中留幾句，理從是處讓三分」，何佐芝要提醒大班凡事留有餘地。大班離開商台後，對聯仍掛在口當眼處，也可作為後來開咪者的座右銘。
四月初一日丘處機抵達斡辰大王帳，完成了北行蒙古的階段，休息半個月後，17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從此折向西行，展開橫跨蒙古草原之路的歷史性行程。
對建築文物深有研究的陳天權先生，現身說法，親自帶領導賞團，觀賞深水埗一些極具保育價值的建築。
這個月底，由顏氏家族經營了92年的香港蓮香樓酒樓將劃上句號，蓮香樓的風流韻事將成為歷史。顏家不做蓮香樓，不知接手經營者會否收留這批字畫？
香港各界人士雖然對日本流行事物和飲食文化等十分熱衷，而於日本報業和出版情況則所知甚少。本文擬據零星的文獻和記載闡明戰前和戰時日本人與香港報業的關係，冀能為港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填補一些空白。
出巡小艇內的警察叔叔，胸前掛着一條大大條的紅色肩帶，活像新婚拜堂的新郎哥。最初對這些招搖過市的警察叔叔不知怎麼稱呼，街上的人只叫他們做「新郎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