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博覽館本來選址西九填海區，幸而得到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提醒，嘗試申請「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第三期）」，最終得以在必列啫士街這個和香港新聞頗有淵源的地方建成。
本次展覽通過近百件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再現蔡元培當年對北大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
「史」與歷史學不盡相同。「史」不完全是學術性的，但與當地社會的發展有關係。「史」的概念十分廣泛，一切過去的事情，都跟今天有關，都可以稱為「史」。
金庸武俠小說在當代當時得令，眾口交譽，作者居然擔憂一段時日以後被冷待，是過份謙卑還是太乏自信？
日本人的性格特質包含着認真固執，安於本分及着重承諾的部分，這跟「橫濱瑪麗」的行為不謀而合。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振起了民族魂，旋律跨越世代，成為不朽名曲，又幾經波折，歷經考驗，終於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不二之選。
2018年12月5日，香港新聞博覽館正式開幕。新聞博覽館有實物和數碼化圖像展示香港報業、電台、電視新聞及新媒體的發展。
若我們將目光集中於荷李活道上，則可發現，在這條香港開埠不久即開通，藉以連結殖民管治核心與華人社區重心的道路上，星羅棋布地開設了很多妓院，其中不少更屬規模頗大的高級妓院。
重新發現香港「本土軍人」的歷史，是為了釐清香港常被遺忘的軍事歷史、補充香港歷史論述中偏重政治、經濟及社會史的傾向，更可從華兵的角度重新審視英國殖民者與香港華人的關係。
香港一批歷史文物愛好者，正虎視眈眈準備參加競投，他們希望夏慤這批富歷史價值的文物，能由香港收藏家投得，以便將來能有機會在香港展出。
李美賢老師有感於很多藏家，百年歸老之後，所藏珍貴之物，都散迭無存，實在教人感到惋惜。她期望「收而不藏」，將蒐集的文物，公諸同好，在有生之年好好利用，藉以弘揚中華文化。
這家廟宇創立之初地位吃重，香火鼎盛，必然切合當時社會的需要，其後雖然香火仍盛，但社會地位急降，則反映了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因此要更好地了解香港開埠初期的社會狀況和特質，實應先了解牽頭創立文武廟的人物。
王賡武教授上周六向全港中學生演講，以深入淺出、卻能有系統的連貫解釋「史」與歷史學的分別。
西貢潮汕文藝節有半小時的「英哥舞同行」，英歌舞是潮汕地區獨有的集體巡遊表演舞蹈，至今已有300多年歷史。
呂思勉曾以14年時間，專心閱讀「二十四史」三遍以上，用功之勤，當世史學家殆無出其右。學者嚴耕望尊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為二十世紀中國四大史家，此說已漸成學界共識。
在中國近代史上存在着極其深遠影響的「香港因素」，較全面、深入、平衡的香港歷史，也應該有更完整和穩固的事實基礎來反映內在條件和外在歷史大環境，「中國因素」就是最不容漠視或迴避的基本考慮。
位處荷李活道兩代書院的更替，作為學生的孫中山，也是見證人。1884年4月15日，時年18歲的孫中山，以孫帝象之名註冊入讀位處荷李活道──歌賦街的中央書院。
宋朝在太祖丶太宗兩世三度為相的趙普，其所治理政事秘笈，被傳「以半部《論語》治天下」！
李振盛說，文革爆發已經過去了50多年，《紅色新聞兵》書中的場景和氛圍，看起來並不太遙遠，對文革親歷者來說仿如昨日，他用鏡頭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江戶時代的女性仍然遠不如現在那樣得到了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們也絕非只是默默地接受男性社會的壓制。
當時胡志明是聞名歐亞的革命者、共產國際在亞洲的關鍵人物，同時還是堅定的反對殖民統治的愛國者。這樣一個穿梭於東南亞傳播愛國思想、鼓動革命、謀劃推翻殖民統治的人，是英法殖民政府都嚴加防範和痛恨的人物。
金庸曾向大家問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
《華僑日報》創刊於1925年，1995年停刊，橫跨70載歲月，並且是本地第一份每日出版的日報，在日據時期亦持續印行，詳細地記載了香港社會的變遷。
研究荷李活道的交易史，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20世紀中後期中國藝術品的集散過程、歐美日等地收藏中國藝術品的過程、世界著名收藏家、收藏機構的發展歷史。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是梁啟超的名言雋語。筆者從解讀《射鵰英雄傳》學會要用「調轉」的方式來更好領悟其中意義。原來得到道理方能安心，才可感嘆天空海闊，自由自在。
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就是從兩關開始，要再向西挺進的，就要步入最困難、最艱險的征途，人禍難擋，天命黄沙，戈壁更難測。
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當英國殖民隊伍遠渡重洋，以武力擴張對華貿易的時候，巴斯商人亦一馬當先，在華南施展拳腳。來華的巴斯商人之中，便有任些治的身影。
根據2016年的人口普查，香港735萬人口中，有58.4萬屬非華裔，佔香港總人口8%。香港的南亞人達80,028，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和斯里蘭卡。
查良鏞少年時已在外交上努力學習而且攻讀相關學校學科，亦曾在內戰後的外交部任職過一段短時間，他是否欲效法梁任公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