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寫美，往往從細微處描寫，卻體現出崇高的美感。他常常寫悲慘的生活、寫社會動亂，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希望，依然可以感受人間的溫暖。
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是啟蒙運動，五四運動是救亡運動，至於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則帶有文化救亡的意義了。
《權力遊戲》已變成全球性的文化現象，熱潮並不只局限於西方國家。《權力遊戲》劇集原是一部史詩奇幻長篇小說，雖然內容虛構，不過當中有不少情節與歐洲歷史相近，我認為劇中利用聯婚來鞏固政治勢力的模式最為突出。
2018年春節前，習近平向少年警訊回信，感謝他們寄送的新春賀卡。由於得到習主席的「隆恩眷顧」，少年警訊也就一登龍門身價何止十倍，看來特區政府應趁今年少年警訊45周年機會大事慶祝。
五四運動對於古老的中國而言，具有非比尋常的啟蒙意義。與五四運動相表裏的新文化運動，把近代西方文明總括為「民主」與「科學」，其中包括國家的主權、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政、工業、科學、礦冶、水利等。
今日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日，回顧在「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香港往事，無疑是別具意義。
書面語比口頭語的表達能力深博得多，用書面語要有一定的修養和學習，未經學習，便不能說出好像「參差」、「參商」、「悽楚」、「淒酸」這一類較有深度的詞語。
香港高等院校相繼開辦中醫藥課程，近年來本地出版的中醫藥史著作較前可觀。
一個人已如此複雜，一個社會，甚至一個國家更為複雜。香港雖然細小，但社會很複雜。香港的前世得由香港開埠說起。
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管治下，它只准別人用它容許的方法去愛中國。這就大大地違背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了。
文學革命先於五四運動發生，雖然不能說催生五四，但其關係血肉相連，殆無疑問。1915年陳獨秀自日本回國，許多新觀念、西方新思潮、反傳統的思想都是透過陳辦的《新青年》傳播出去。
現在的嚤囉街已不是以前的嚤囉街，文物店愈開愈少。唯一五十年不變的，是街角一間不起眼的打鐵舖，和它的老闆何永燊先生。
飛南第家族在1855年已創立一家商務印刷公司，並且替澳門政府印刷刊物，《鏡海叢報》這份中葡文周刊則始自1893年7月18日。在創刊號以「鏡湖耀彩」為題介紹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事蹟。
「知人」，「其本在知己，其極在知天」。讀歷史要從這個角度來讀才有大好處，才能知道自己的舞台，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管仲除了確保每家男丁都有其謀生空間外，還確不因氣候環境變化而使生活受到影響。這是建立一營生環境以上，再加上一套管理法，使人人都能夠生活。這便是「以人為本」施政。
劉賀既失了帝、王的身分，雖然最後還受侯為海昏侯，不過仍背着一大堆罪名，還有漢廢帝之名的恥辱。先後兩個指定承繼海昏侯王位的兒子，分別早死，34歲便鬱鬱而終。
冰心與林徽因，皆事業有成、婚姻幸福。若說「人有我無」，恐惟緋聞也。冰心和吳文藻的愛情屬於「一生一世一雙人」，而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姻，卻前有徐志摩序幕，後有金岳霖插曲。
《華字日報》於1919年6月4日，報道了一班學生持傘遊行，原來100年前香港已有「雨傘運動」。
中國的現代化和真正的五四精神，應該是啟蒙復興並用的，一些落後的物質文明東西，便應除舊迎新，自創或直接引進外國的科技和經驗，而某些非物質的文化東西，應以復興的態度去保育或更新。
有廣泛群眾支持的五四學運，遂為菁英的新文化運動注入新動力，爾後兩個運動便匯合成一個廣義的「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並徵用了「科學與民主」為口號。
最近，鄧宇立出新書，書名《老玩童漫遊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巴林、約旦、黎巴嫩》，用文字和照片掀開阿拉伯世界的神秘面紗。
觸發五四運動的巴黎和會，簽約地點在凡爾賽宮，當年顧維鈞等人就在凡爾賽宮為中國爭權益，最後沒有簽署和約。因此，國史研修團會安排凡爾賽宮之行。
中史課程沈悶的原因是沒有遇到口才好的老師；近代史與古代史更非魚與熊掌一定要一取一捨。至於讀歷史，上輩老師早有名言，道是「五十年內無信史」。
2019年，五四運動後的100年，中國站在世界列強的前排位置，因的是咱們的軍事、經濟等綜合實力；前瞻未來，國家發展的目標是什麼，中華民族如何團結起來，彼此能否繼續不斷進步？
津田梅子一直致力推動日本女子教育，她更曾代表日本女性於美國發表演講，指出全球婦女都需要接受教育，實現真正的解放。
本文主要敘述這兩種報刊的創辦和遷址經過，從而說明近代初期粵港澳三地出版環境的變化。另外還有一種《澳門新聞錄》，先後在廣州和澳門出版，雖不曾遷至香港，因曾與《廣州紀錄報》論爭，史事相關，文中亦有介紹。
既找到舊照片，可見相中風景優美，甚為可觀，然而美中亦要求真。今年初，香港大學圖書館邀請林準祥博士介紹新書，既向一眾讀者展示吸引彩照，更娓娓道來成書過程種種照片考據故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圖片展」在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展覽館舉行。展覽展出300多幅歷史圖片，包括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人物及事件的圖片，免費入場，展期至本月14日（周日）。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報壇百花齊放，影視及財經都有獨立出版的日報，《體育日報》順應潮流，但亦講求創意，這可在陳灌洪先生出版的刊物中看到。
程美寶認為，歷史教育應有更寬廣的意義，並作為一種思考工具。即是梁任公對「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