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知己之情是一種欣賞、慕悅、關懷之情，是一種願意分享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和感情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性和互通性。
從左宗棠的故事裏，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中華書局在書展期間，推出了一本《神聖與禮儀空間：香港基督宗教建築》，作者分享了多年來對教堂的觀察和研究。此書應是第一本以香港教堂為主題的書，介紹的建築物包括有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
錢穆燕大的學生曾回憶：「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鬆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
藝術創造使我們對「人」的追尋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洞壁上大大小小的顏料手印，令我們可以首次與古人類進行某種心靈上的交流。
梁林因「五台山圖」與敦煌文化結緣的故事外，被譽為「敦煌的守護神」的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早已認識梁思成和林徽因。
謝纘泰未發表所著《中華民國革命秘史》前，已曾一再在英漢文報紙上，叙述衢雲事迹，並籲請將衢雲遺骸移葬國內。
德．維特之死，正正是從文明回歸野蠻，才智約化為動物之軀，英明驟降為渣滓的沉重表現。
2011年，國際足聯曾頒布禁令，禁止英聯邦球隊作賽時穿上紅花刺繡的球衣悼念陣亡將士，認為此舉可能冒犯德國朋友。中英外交也曾因虞美人和罌粟花同屬一科引起爭議。
莎士比亞的作品是無限的歷史寶藏，也可以折射現實。他筆下伊利沙伯時代的羅馬天主教徒叛亂和21世紀的恐怖事件有何分別？
我有朋友高姓黃，他們自我介紹時，有時卻會說成「江下黃」，但黃字拆開來是「廿、一、由、八」，怎會與江字扯上關係？
若不有「輔仁文社」多年組織，先伏力量，豈能於興中會在港成立後，短短數月間，便可發動革命軍事，圖襲廣州。
社員積極參與扶輪社的活動，增加對社會不同層面的服務認識，同時也拓闊視野，學習到許多管理知識及人際交往的相處技巧，扶輪精神薪火相傳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香港海港扶輪社月前慶祝創社31周年，慶典假座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五位創社元老早前接受本社專訪，暢談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創立海港扶輪社及社員之間的軼事。
丘處機的西遊路線與唐朝玄奘有重大分別，丘處機在蒙古人控制的領土下進行，因此可以借用蒙古人經營了多年的草原之路，以馬車代步，這是玄奘時代沒有可能發生的。
知道金庸喜歡影射身邊事物同用調轉做啞迷，「鵰」不是毛澤東的「只識彎弓射大鵰」所指的成吉思汗，而是指美國這隻大鷹。
金庸在《新晚報》和《商報》寫小說，雖然不是時事新聞主編，他已經用過人才智在小說內寫社評，確是絕頂聰明。
尢列所著《楊衢雲略史》贊詞中有句云：「公何易而彼何難，公何優而彼何劣，公何巧而彼何拙」，以見衢雲，勇、仁、智之概，非其他領袖所可及。
多數人認為《天龍八部》是金庸主力寫佛法與人生的領悟，其實早在寫《射鵰英雄傳》時已經用佛學理念創作小說。
金庸是把電影與舞台劇的場景模式套用在小說劇情上，其中最明顯的，在曲三酒館的密室療傷一幕內。
柯大哥最初反對郭黃相愛，更用「小妖女」來稱呼黃蓉；現實中，思成母親和姊姊亦對徽因嫁入梁家曾有異議。
當時低下階層受着政權財權兩方面雙重侵害人權，這便是管仲所面對的社會。管仲立「法」保障人權，實現出來，就是「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怎麼查先生會去到前兩個甲子的戊戌年去營救梁啟超，又將其後會發生的歷史事情向任公述說？查先生在一個甲子之前的戊戌又有什麼感悟啟發他去寫一部史詩小說《射鵰英雄傳》？
人文精神的一脈相承，讓各書店力守以好書服務大眾，此堅持在現今激烈市場競爭中，尤顯可貴。
在1971年2月20日，我首次參與保釣運動示威。我在首次示威後，心情頗為複雜；對警察，我卻不大有恐懼，不過細視自己之性格，卻不是行動型。自己的長處是在思考及理論學習，所以自己也不大想參加以後的示威了。
袁世凱是非常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尤其是他短暫稱帝的故事。而後人關於他善後大借款的爭議也很多，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係咪李Sir？你好有型呀！」與李明逵走進大館，猶如明星出巡，沿途市民興奮大叫、手機對準狂影，竟成了百年歷史建築以外的「活景點」。
楊衢雲一生為革命事業奔波，先是於香港百子里創立輔仁文社，再與孫逸仙携手設興中會，共勷革命大業。
一直以來，不少文人學者從多方面研究查良鏞怎樣構思小說人物情節。綜合多年研究成果，一眾金學專家都驚嘆金庸歷史文學知識淵博。
40年前的「實踐觀」與「兩個凡是」大論戰，形成反極左的政治生態，許多人走出「死神陰影」，電影界人士則「重回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