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方案發後第一時間派人到《成報》,要《成報》提供記者拍得的匪徒照片,但遭《成報》管理層拒絕。《成報》社長何文法當時說:「我畀咗張相你,點樣對得住個搵命博嘅記者?」一於冇得傾。

廣州是售賣廉價仿造品的一個主要地點,這些商品出口到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尤其是中東及非洲。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人在此貿易中角色非凡,當中人數最多的是非洲人。

孔聖堂中學成立初期,弘揚儒家思想及舉辦國學活動。1990年至2010年左右,孔聖堂中學的對外活動甚少。楊永漢博士在2012年上任校長,恢復儒學推廣。

《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一書談及此學府對中國近代化之貢獻。透過研究皇仁校友的歷史,見得這個精英搖籃與各方面的國家發展,有密不可分之關係。

現時香港仍有小眾集郵愛好者,對這小紙片愛得如癡如狂,其中有人不惜投下萬金,只為擁有一枚珍罕或少見的郵票,感染歷史的一鱗半爪。

世界是屬於下一代的,並不是指老頭賺錢仔享福,不是指只供給下一代吃喝玩樂,而是事業有成的一代,應該認識營生環境對下一代的重要,讓下一代有他們足夠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

一個新時代的大變革,一個波瀾壯闊的五四,其思潮的孕育、互動、交鋒與激盪,隨自由的北大精神,早厚植於青年與人心,才能在國難當頭時,瞬間點燃國民的怒火。

火燒後之少林門星散,各有際遇,謝亞福返回鄉下,大量吸食鴉片,弄個皮黃骨瘦,終其生不言武。陸亞采則依據老拳加上花拳,創了一套硬橋硬馬之伏虎罹漢拳。

少林寺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之少室山上,是北魏太和十九年(西元495年),由西域沙門跋陀所創立;其後,印度僧人菩提達摩於南北朝劉宋時(西元527年),到少林寺傳播大乘佛學,成為禪宋初祖。

彩虹邨這一條老邨除了人情味外,究竟有什麼東西吸引遊客蜂擁而至?原來它也像鰂魚涌「怪獸大廈」一樣,上了國際旅遊推介書籍。

赤壁之戰所發動的火攻,是否就像電影與小說中所描述般,足以徹底地摧毀曹軍,由此決定整個戰局的成敗?其實在這件事上面,還存在着不少可以爭議之處。

八十年代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流入內地,風靡讀者,使文藝青年如癡如醉。

蒙古人雖然出自內陸,但蒙古帝國陸海並重;許多措施為日後歐洲人的擴張以及今日的全球化墊下基礎。

根據警隊歷史專家林建強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警隊的師爺把警探人員Police Detective譯為「暗差」,意思是暗藏身份的差人。

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來得蹊蹺,去得古怪,中國命中有此一劫。十年辛苦遭逢,最後才發覺,沒有任何人從這場運動中得益,文革留給我們的,只是災難和負資產。

如今回顧這一段悲慘的民族血淚史、不禁老淚縱橫,謹此向六四遇難者及其家屬致哀致敬!

位於上環必列啫士街的香港新聞博覽館近期除了開設「五四100年」專題展區之外,上周起加設六四事件30年展區。

學習中國歷史與文化,就是要學習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止的對話,由此汲取人情道理,繼續向前。

童年父母之愛的缺失,令蕭紅變本加厲地渴望愛情作為補償。在近乎饑渴症的病態折磨下,她將幸福的幻想寄託於愛情,深陷情感依附的泥沼,孤注一擲,無法自拔。

那天有幸與他對話,主要是因為他提到不只要「向人傳教」,更要「向文化傳教」。我十分認同他的看法,所以大膽提出自己的愚見。

30年來,從硬件上而言,中國的國防及財經實力,今天已躍上國際舞台,儼然僅次於美國而成大國老二;然而軟體上而言,其氣節綱紀、則全面敗壞!

利瑪竇和恩保德神父都是意大利人,兩人都不畏艱辛,離鄉別井,一心只為福傳;其誠其勇,必垂後世。

香港人憑着良知、愛國心及同胞情支援及參加了這個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然而,僅在數日之後,鄧小平出現在電視上,巡視戒嚴部隊,輿論開始轉變。部分香港人的良知出現畸變,愛國心及同胞情也隨着北京的指揮棒而變質。

1974年開始我就以《新報人》記者身份四處採訪,為我畢業以後30多年新聞工作打好基礎。

香港浸會大學講師范永聰相信韓國的三一運動不是韓國的「三一」,而是亞洲的「三一」。中國的五四運動不是中國的「五四」,而是亞洲的「五四」。辛亥革命不是中國的革命,而是亞洲的革命,對亞洲的影響相當大。

新亞書院對香港文教事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國棟師在他的崗位上貢獻了一生,談論新亞精神的人不少,能像國棟師那樣身體力行的人卻不多。

諸葛亮之父諸葛珪,曾任山東梁父縣梁父尉,諸葛亮則少隨父遊宦其地。時梁父縣梁父山一帶,有民謠叫〈梁父吟〉,作者不可考(無名氏),為一首「樂府詩」,諸葛亮非常喜歡吟哦此民謠。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25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

「如有可能,我們師生二人,願意再前來柬埔寨的華僑學校作一段時期的義教。」參觀金邊市一所小小教室、卻人頭湧湧的華校,期間,一組學校的師生向筆者說。

香港華人社會中一股崛起於1850至60年代的強大力量是南北行商和金山莊。他們利用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日漸發展的航運業,從事買賣南北各省和南洋各地的藥材、食米、雜貨、土產,構成巨大的商業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