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壇泰斗劉以鬯於2018年仙逝。他生於上海，戰後因局勢動盪移居香港，期間曾遠赴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生活，後重返香港定居。1960年代，他憑小說《酒徒》聲名鵲起。轉眼間，今年已是他逝世的第八年。
本事出版推出合共三卷的《香港故事》，收錄劉以鬯於1967年至1969年間、以筆名「太平山人」刊於《新晚報》的微型小說作品，合共814篇。劉以鬯太太羅佩雲、新加坡副刊記者林方偉、資深書刊編輯梅子老師──這三位與劉以鬯關係最密切的人，7月18日一同出席書展講座，分享出版《香港故事》的背後與劉以鬯的往事。
《香港故事》背後功臣
1967年，劉以鬯應時任《新晚報》總編輯羅孚邀請，取材於香港時事、日常見聞與小人物生活，以筆名「太平山人」、每日一篇的形式在新晚報撰寫專欄「香港故事」。至今相隔將近60年，《香港故事》首次完整地出土。
一套三卷的《香港故事》，書封照片拍得很妙，一口氣的三連拍，攝下了劉以鬯寫作時的神態：一張望窗，一張低頭，一張抬頭直望鏡頭──或鏡頭後的人。這三張照片攝於1962至63年期間，而掌鏡者，自然是劉太羅佩雲。
劉太談及當時劉以鬯的每日行程，「從早到晚就是寫，一直寫，寫到睡覺。」而《香港故事》得以寫成，背後最大功臣也自然非劉太莫屬。
梅子表示，劉以鬯除上班外，所有時間都陪伴太太；有句話大家或許曾聽過：「他從來沒有離開過劉太太24小時。」換句話說，一直以來都是劉太在悉心照顧劉以鬯。他透露，劉以鬯和自己一樣都不會做家務，將全部心神投入寫作，連剪指甲或洗頭等生活細節，都由劉太一手包辦。
梅子補充，劉以鬯一生約寫下6000多萬字。他粗略估算，若將6000多萬字全部出版，或能堆成兩人之高。「這些時間從何而來？」梅子直言，「若無劉太在旁相助，他絕無可能做到。」
寫給香港人的情書 體現在地創作
「我覺得這三本應該是劉以鬯寫給香港人的一批情書，814篇的情書。」林方偉憶述自己2018年起專研劉以鬯，當時身處新加坡的他埋首史料，將劉以鬯在新馬一帶的足跡編成了《潮濕的記憶──劉以鬯南洋短篇作品全輯》，並透過梅子結識到劉太羅佩雲。而在劉以鬯書房發現的一叠剪報，成為《香港故事》出版的契機。
林方偉形容，那叠剪報足足有老婆餅盒子的厚度，而上面捆着的橡皮筋早已老化、融化，粘在剪報上。徵得劉太同意後，便把整叠剪報借走細閱。他笑言「當時我借回去看時，第一晚就很迫不及待地在地鐵上看了幾篇。」當中，〈搭枱〉寫兩對夫婦搭枱吃飯的互相較勁，看誰叫的菜比較貴就比較有面子；〈包租婆〉反映香港人租房子的困難與買樓問題。他感嘆，800多篇每一篇「都覺得很好讀」，於是當時就跟劉太說，想與林道群一起，把劉以鬯這些剪報故事彙編成書。
梅子受林道群所託，負責校對工作。他自言「前前後後校對了3次」，一篇篇看下來後，改變了一開始認為不用800多篇全出版的想法。他指劉以鬯寫微型小說其實已有55年，從抗戰時在重慶開始，一直寫到香港。《香港故事》正如其題，能體現劉以鬯創作最大的特點──在地創作。
梅子表示，劉以鬯不像大多他認識的南來作家，寫回憶、懷緬以往生活，他的重點在當地──上海寫上海，重慶寫抗戰，南洋寫南洋。「上海人會說廣東話的很少」，但劉以鬯會；到了新加坡，連馬來語都懂。梅子說，這份「在地化」的功夫，「很不簡單」。
「我覺得這本書值得出版。」梅子重申《香港故事》不但能體現劉以鬯在地寫作的經歷；閱讀此書，更能讓讀者了解60年代的香港，對觀察社會、構思故事情節、多角度思考都有莫大得益。
梅子指出，當時劉以鬯一天要寫一萬多字供不同報社刊登，作品的橋段卻不落俗套。他的寫作功力了得，尤其擅長構思情節，短短幾千字就能寫出一篇曲折緊張的精彩作品。此外，劉以鬯也喜歡以相同的題目為作品命名，再透過不同的取材及角度，表達截然不同的故事，從中提煉生活哲理。其豐富的閱歷及故事的趣味，讓「大家可以讀完一次又讀完一次」。
垃圾還是瑰寶？
劉太羅佩雲表示，《香港故事》是劉以鬯每晚臨睡前的速寫，每天一篇。因劉以鬯自言文章好壞參半，最初與林方偉討論時只打算從中挑選好的文章出一本，但經林道群一句：「好壞都要一次過出版，好壞由讀者去評選」，最終決定全數出版。
《香港故事》簡介寫道：劉以鬯曾自述在《新晚報》寫此專欄，娛人也娛己。林方偉指出，劉以鬯「娛人娛己」的寫作概念經常被外界引述，而劉以鬯本人偶爾也會將那些「娛樂別人」的作品形容為「垃圾」。
然而，林方偉在今年翻閱劉以鬯那些「娛樂別人」的著作，如三毫子小說及南洋時期的短篇小說時，發現經深挖後，能從這些被作家自謙為「垃圾」的作品中，尋獲如碎鑽與寶石般的珍貴價值。他說：「娛樂別人跟娛樂自己，有些時候是很難分的，其實應該交給後代的讀者跟研究的人來重新發掘。」
林方偉透露有學者曾特別指出，「太平山人」這類小說非常值得有心人深入研究，不要視之為垃圾而卻步，「早已有一批人，真的很期待重新再看這800多篇的《香港故事》。」他深信不論對研究者、還是對劉以鬯有興趣的讀者，出版《香港故事》都極具意義。
太平山人：我站在香港土地上
太平山是香港一個很著名的地標。林方偉指林道群為《香港故事》寫的一篇賞析文章指，筆名「太平山人」反映劉以鬯對香港的認同與歸屬感。劉以鬯以香港人、太平山人自居，象徵他是一個「站在香港土地上的人」，正是剛才梅子稱為「在地寫作」的鮮明符號。
林方偉表示，評論界經常將這個筆名與劉以鬯的「香港書寫」連結，視為他創作生涯的重要分水嶺。
而欄目「香港故事」四字，其實已清晰看到這些故事的核心圍繞香港書寫。在1960年代，每當颱風來襲，雨災、山泥傾瀉與洪水總是伴隨而至。林方偉指《香港故事》其中一篇〈這樣的事情〉寫活了當時極其艱難、充滿天災與變數的香港生活。看完後讓他「感到震驚」，並感嘆那個時代的香港人，生活中充滿了未知與無奈。
文中開頭和結尾都是以同一句話開始：
這樣的事情幾乎每年都有。
故事寫一個住在木屋區的男人，颱風夜被雷聲驚醒，親眼目睹山泥傾瀉壓塌整間木屋──他的妻子兒女全部被壓在大石底下。他拼命用雙手扒泥，最後暈倒在雨中。
人、小販與阿飛
香港的社會氛圍外，林方偉認為劉以鬯寫人也寫得很妙。如〈人與狗〉巧妙對比人與狗的生活空間，探索財富不平等議題，刻劃出香港居不易的一個生動又揪心畫面。
文章描述一棟大廈有一個有錢人家養了一些狗。其中一段描寫三隻狗的日常：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就玩，玩累了就吃⋯⋯然後每逢下雨及冬天，那個有錢人就會將牠們領到屋裏，免得牠們淋濕、受寒。
「那麼，當時的人是怎麼過活的呢？」林方偉問。原來，一層連廚房在內、400呎左右的舊樓，住着87個人。
人，有如罐頭沙甸魚，擠在一起。每一個空間都被利用了。包租婆為了增加收入，明知這層樓已不能容納更多的人，卻搭了一些閣仔，將一層樓分作兩層。
──劉以鬯〈人與狗〉
文章續說那些住在舊樓裏的人，走路時大都不能抬頭。儘管他們對包租婆的做法大為不滿，但經濟能力不足，無法搬到環境較好的地方居住。
林方偉認為劉以鬯的文章並不煽情，可是讀完後就覺得心真的很痛。如〈落雨的日子〉寫一個賣水果的小販因風濕無法工作，十分貧窮，既沒有看病的錢，生活費快湊不出一頓飯。12歲的女兒阿蓮見狀，冒雨推車去賣快要爛掉的水果。好不容易賣了20元，一個長髮少年說要用5元買下剩餘的水果，阿蓮就隨他上樓送貨，卻被擊昏，然後水果和錢，連同生果車都不翼而飛。
此外，劉以鬯的文章還寫了一整代戰後嬰兒潮的社會變遷。林方偉留意到《香港故事》中出現了大量「阿飛」──長頭髮、穿緊身褲的年輕人，如文章〈兩個阿飛〉、〈五個阿飛〉、〈飛群〉。他指自己後來查資料時才才知道，60、70年代香港39%為20歲以下青年，唯15到19歲的人口只有13%就學。披頭四1964年訪港，長髮形象成為「阿飛」的原型。
重看過去 意義何在？
在整理劉以鬯1960年至1969年的稿件時，一直縈繞在林方偉腦中問題：「我們活在2026年的人，對60年前的東西，真的有意義嗎？」直至他看到林憶蓮在香港開的演唱會的一個畫面。
林方偉分享指，當林憶蓮在唱舊歌《下雨天》時，後方的大螢幕，配上了1966年6月12日，香港六一二雨災的照片──畫面中洪水從北角明園西街奔騰而下，將斜坡上的50多輛汽車沖到英皇道上，堆積成一座驚人的「車山」。
林方偉認為，林憶蓮邊唱邊說「香港是我的家」，並展示這張照片，其實正是在追尋、尋思自己與香港這塊土地在時空上的連結。她在2026年的舞台上仍會展示這張照片，便證明《香港故事》對當代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有其獨特意義。「人們當知道自己的歷史時，才能夠知道自己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