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來，關於中國製造業崛起對其他國家經濟衝擊的觀點重新成為熱點議題。然而，正如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時，李強總理在主旨演講中指出的，中國的發展更應該看到的是「中國機遇」。客觀而言，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科技的突破，已經透過低成本要素和人才紅利為世界帶來中國機遇。
但是在日益複雜的國際貿易，尤其是輿論環境中，中國如何從「講好中國故事」出發，在政策和和行動上合理解決許多貿易夥伴的訴求，秉持合作共贏理念，通過「擴大內需、增加服務業開放、推動企業出海、傳遞綠色、創新發展理念」等多管齊下的戰略轉型，則有望把當下對「中國衝擊」的關切，塑造成共享發展的「中國機遇」，真正落實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中國衝擊論的四個版本
回顧近20年來海外學術界與政策界對中國經濟崛起造成衝擊的敘事，其核心邏輯經歷了從低端就業、高端產業到全球南方「空間擠壓」的演進過程。
「中國衝擊1.0」萌芽於中國加入WTO之後。2013年，經濟學家David Autor等發表了關於「中國綜合症」（TheChina Syndrome）的研究，指出中國廉價勞動密集型產品大規模湧入，導致歐美傳統工業區製造業工廠倒閉、藍領工人失業以及社區長期衰退。後續的系列研究還認為，受到衝擊的地區還出現了工資、勞動參與率、婚姻家庭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後果。總體而言，「中國衝擊1.0」的討論主要聚焦於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對發達國家低技能就業的局部替代及後續影響。
隨着中國產業結構的跨越式升級，敘事重點轉向了高端製造──「中國衝擊2.0」。2020年以後，尤其是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新三樣」以及高端裝備的迅猛擴張，引發了美歐傳統工業強國的擔憂甚至恐慌。在這一背景下，一方面，Autor等學者在《紐約時報》撰文把「中國衝擊」的概念拓展到高端製造業。另一方面，美國外交關係學會的經濟學家Brad Setser等提出的中國「產能過剩」論影響同樣很大。總體而言，中國向世界輸出高端的廉價商品，不僅僅造成新的就業衝擊，擾亂全球貿易秩序，還可能帶來國家安全方面的隱患等言論成為學術和輿論界的熱點話題。
「中國衝擊論3.0」則轉向了新興市場國家的視角。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助理教授Shoumitro Chatterjee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高級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等研究者近期提出，「許多貧窮國家擔心中國的經濟崛起將不給其工業化留下空間」。因為中國在「主導了製造業的新制高點──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電池、無人機」的同時，「並未放棄那些她和其他富裕和中等收入國家曾經擺脫貧困的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實際上，中國正試圖實現經濟理論所說任何國家都不應做到的事：在幾乎所有領域保持比較優勢」。中國的全產業鏈優勢意味更窮的國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的部分國家等）失去了透過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實現工業化的機會。
最新的「中國衝擊4.0」則是美國前勞工部助理部長Marty Manley提出的，他認為美國公司可能「錯誤的」「投資於昂貴、封閉、專有的推理」，但是中國科技企業及開源社區透過高效率、低成本的開源AI模型，使AI「大宗商品化（commoditization）」。若需求最終轉向中國，美國這個「人工智能佔資本投資40%、股市佔45%的經濟體」，可能受到重大威脅。
如何看待中國衝擊論？
筆者以為，對中國衝擊論需要秉持辯證與理性觀之。一方面，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很大程度是市場機制運行的正常結果──中國衝擊論的不少觀點有失偏頗。比如，中國有大量工資仍然低廉、吃苦耐勞的工人，勤奮聰明的工程師，大規模基礎建設的超常規發展，這些因素都是中國製造業在全球份額上升的關鍵支撐。
同時，中國的超大規模經濟體也是重要因素。中國是幅員遼闊、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不同地區的收入水平、要素稟賦差異很大。對小型經濟體而言，一旦工資水平上升，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就可能按照「雁型模式」轉移出去；但是對於中國而言，東部地區發展之後，中西部地區仍有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同時在製造業上中下游產業鏈都具備一定優勢，在經濟學理論上也有很合理的解釋。
同時，正如達沃斯論壇上李強總理指出：中國的發展同時帶了「中國機遇」。「中國機遇1.0」可以被理解為「中國主要是以自身的大規模市場、低成本要素為世界提供市場紅利」，而2.0版本則是「創新紅利」。「在中國，各國企業能夠快捷找到從研發、試製到量產的全流程合作夥伴，讓創新變得更高效、更容易」；「中國堅持開門搞創新，很多創新走的是開源路線，這讓更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術新產品，既提升了其發展能力，也能推動解決諸多全球性發展難題。」最後，中國的「綠色創新共享」等理念，也為世界經濟的發展提出了一條新的思路。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坦誠面對的是，國內長期存在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不能說對外部完全沒有影響。國內企業陷入激烈的「內卷式」低價競爭，並使大量產能向海外銷售，容易形成過度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這些也容易引起貿易夥伴的反彈。在最近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對一些這類的批評聲音，乃至19:1的結果也是不容忽視的訊號。
多管齊下打造中國機遇
面對當下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局面，筆者以為我們需要努力把「中國衝擊」轉化為全球共享的「中國機遇」。中國本來就秉承共贏理念，調整經濟增長模式，推動內外均衡發展。透過深化國內體制改革拉動內需、開放服務市場分享紅利、傳遞綠色創新共享的發展理念，踐行全球產能合作賦能南方，中國可以化解外部壓力，把自身的產業優勢轉化為引領全球共同繁榮的持久動能。
首先，緩解「中國衝擊」的一個根本性出路，是增強國內需求對國內產能的消化能力。中國已經將政策重心從過去的「生產驅動」逐步轉向「需求驅動」，尤其是提振消費需求，對這方面的改善很有幫助。就短期而言，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避免貿易盈餘持續擴大，加大消費和投資的重要作用，比如加快既有專項債與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發行與使用進度，適度擴大資金投向範圍，落實好8000億政策金融工具等。
從中長期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升居民收入、切實提升居民消費能力與意願，讓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消費市場成為消化國內優質產能的「壓艙石」，不僅實現內部經濟循環的順暢，更能透過擴大商品與服務進口，讓中國成為全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最終需求池」。
其次，相比於貨物貿易的巨大順差，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仍有廣闊的開放空間。可以大幅放寬金融、醫療、教育、電信、數字經濟及高科技服務等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擴大服務業開放不僅能夠吸引高質量外資、引入國際先進服務經驗以倒逼國內體制機制改革，提升服務消費的消費者體驗，還能有效縮減總體貿易順差，形成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更加均衡、互利共贏的全球合作格局。
第三，中國近些年在經濟增長、高技術行業發展等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中國領導人多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通過有為政府推動科技突破、實現環境保護。這也為諸多南方國家選擇發展道路、決定發展理念提供了新的參考。實際上，中國清潔能源技術在推動「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實現能源轉型、緩解電力匱乏、促進綠色發展方面，提供了大量可操作、可複製的具體案例。
比如，近年來中國廉價好用的光伏組件及離網光伏系統對非洲出口大幅增加，一些中國投資還成為當地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比如肯尼亞加里薩（Garissa）50兆瓦光伏電站就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融資。該項目大幅緩解了肯尼亞北部地區的「用電荒」，為其提供了清潔廉價的電力。
最後，中國還可以推動企業高質量「出海」，實施全球產能合作與本地化賦能。中國企業也可以擺脫單純的產品出口模式，加速向「全球化運營」轉型。一方面，可以主動將成熟的勞動密集型及中端製造環節向東南亞、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有序轉移，幫助後發國家建立本土工業體系，創造就業與稅收。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中間品、資本品與核心技術的輸出，通過輸出裝備、標準與管理模式，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搭建工業化階梯。實際上，中國在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進展，例如根據商務部的數據，截至2024年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已經達到438億美元。事實勝於雄辯，這些數據和案例是對中國衝擊論的最好回應，也是對中國機遇論最好的證明。
原刊於《金融時報》中文網，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