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百周年,回望當年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參與救國圖強,是艱難時刻促成民間社會奮進的年代,承傳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關鍵歷程。

印度的神廟、皇宮和城堡,數量繁多,規模龐大,用料珍貴,設計獨特,工藝超凡。這些歷史建築都是大白象工程,如果不是在財富和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是沒有可能完成的。

黃應士桃李滿門,有「香港新聞教父」之稱,早年投身香港新聞行業的年輕人,很多都是他的學生。

有意憑弔對革命有貢獻的先人墓碑,或者有興趣了解香港名人與國民革命歷史關係的讀者,《香江有幸埋忠骨》(增訂版)不失為一本不可多得的指南。

陳明銶教授一生志節之堅,而且不求名利,不與人爭,潔身自愛,退休後回到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這20年中,就好像蘇武在貝加爾湖牧羊一樣清苦、孤單、無助。最令我尊敬的還是他擁有作為學者的高貴靈魂。

陳明銶教授每年必抽空陪同老媽乘搭郵輪到歐洲各地旅遊,承歡膝下,他孝思純篤,不愧是一位很重視孝道的學者,是我們的榜樣!

古文是老祖先化知識為智慧的心血結晶,雖然時代變遷,但人心、人性不變,距今近千年的《資治通鑑》,依舊有可學習之處。

香港威海衞警察見證了1920年代至今香港社會變遷。現年85歲的吳傳忠,1933年出生於山東威海衛田村,1955年考上威海衞警察後,在香港服務了35年。

我雖跟陳明銶教授不算深交,學術研究範疇也不同,卻也成為好友,皆因他十分熱愛香港,也熱愛中國,反對分裂。他為人性急,疾惡如仇,但大情大性,平易近人。

本文探討孫中山形象在廣大民眾眼中是如何確立起來的,並藉此說明藝術創作在塑造偉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像孫中山這類政治人物怎樣從歷史走向藝術的領域。

陳明銶博士早在70年代已在美國從事香港的研究工作,對促進美國人、特別是西岸認識香港,的確有其重大貢獻。

近年來,陳明銶教授以花甲古稀之年不停奔波於世界各地關於香港問題的各種學術會議之間,最終倒在自己念茲在茲的學術之路上,其精神、修養及風度永懷我心,永存於世。

Ming Chan recognised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local history .

浸會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周佳榮教授指出,浸大有一座學生宿舍命名「蔡元培堂」,表達了港人對蔡先生的尊敬之情,但這遠遠不夠,既然九七之後,香港有了「孫中山紀念館」,未來也可以爭取建立「蔡元培紀念館」。

歐洲的現代化約於1500年啟動,之後全球貿易轉向海運,中亞的陸上絲路便被淘汰,沿路名城風采不再、且迅速凋零,漸成軍閥盤踞之地,在美蘇冷戰期間更成棄嬰,與外界消息隔絕超過半個世紀。

以社會思潮史的角度去理解五四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得的論斷,雖經過了20年,至今仍覺有一得之見,而有別於時論。

無可置疑,中國今日在現代化事業上的巨大成就,講到底,與百年來大學所提供的新人才與新知識是分不開的,而蔡先生正是中國學術教育現代化的第一人。

改革精神不滅,中華民族是永續發展,歷史的敍述,不能以勝敗論英雄。

香港新聞博覽館本來選址西九填海區,幸而得到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提醒,嘗試申請「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第三期)」,最終得以在必列啫士街這個和香港新聞頗有淵源的地方建成。

本次展覽通過近百件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再現蔡元培當年對北大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

「史」與歷史學不盡相同。「史」不完全是學術性的,但與當地社會的發展有關係。「史」的概念十分廣泛,一切過去的事情,都跟今天有關,都可以稱為「史」。

金庸武俠小說在當代當時得令,眾口交譽,作者居然擔憂一段時日以後被冷待,是過份謙卑還是太乏自信?

日本人的性格特質包含着認真固執,安於本分及着重承諾的部分,這跟「橫濱瑪麗」的行為不謀而合。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於「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振起了民族魂,旋律跨越世代,成為不朽名曲,又幾經波折,歷經考驗,終於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不二之選。

2018年12月5日,香港新聞博覽館正式開幕。新聞博覽館有實物和數碼化圖像展示香港報業、電台、電視新聞及新媒體的發展。

若我們將目光集中於荷李活道上,則可發現,在這條香港開埠不久即開通,藉以連結殖民管治核心與華人社區重心的道路上,星羅棋布地開設了很多妓院,其中不少更屬規模頗大的高級妓院。

重新發現香港「本土軍人」的歷史,是為了釐清香港常被遺忘的軍事歷史、補充香港歷史論述中偏重政治、經濟及社會史的傾向,更可從華兵的角度重新審視英國殖民者與香港華人的關係。

香港一批歷史文物愛好者,正虎視眈眈準備參加競投,他們希望夏慤這批富歷史價值的文物,能由香港收藏家投得,以便將來能有機會在香港展出。

李美賢老師有感於很多藏家,百年歸老之後,所藏珍貴之物,都散迭無存,實在教人感到惋惜。她期望「收而不藏」,將蒐集的文物,公諸同好,在有生之年好好利用,藉以弘揚中華文化。

這家廟宇創立之初地位吃重,香火鼎盛,必然切合當時社會的需要,其後雖然香火仍盛,但社會地位急降,則反映了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因此要更好地了解香港開埠初期的社會狀況和特質,實應先了解牽頭創立文武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