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產業政策的引導和支持下，中國製造業特別是高技術製造業在全球和中國經濟的份額持續上升，產業升級進展顯著。產業政策對鞏固國家安全、加速新興產業成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即使是產生的一些產能過剩，在地緣政治動盪等背景下，也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然而，數據表明，受到產業政策驅動的中國產業升級，卻沒能同步的帶動全要素生產效率的提升、居民工資增長和企業利潤的改善，令人費解。
目前學術界有三種主要的解釋：一是統計數據的度量存在一定偏差；二是產業升級存在滯後效應；三是政策扭曲市場機制，引發資源錯配。不同的解釋可以引發截然不同的預測和政策應對，可見這個問題研究的重要性。
中國產業升級的成就有目共睹
由於關鍵產業特別是高端製造業在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國政府一直透過財政支持、金融稅收優惠、提供低價土地、電力等資源、乃至產業引導基金等產業政策對戰略性的產業進行扶持。
在國家戰略的支持下，即使面對外部關稅等不利條件，中國產業升級的成效十分顯著。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在全球的佔比在2024年上升到27.8%，高出美國和歐盟接近一倍；中國在全球商品出口市場的份額也上升到14.6%，穩居世界第一。同時從2017年到2025年，中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9.7%，大幅高於製造業5.6%的年均增速。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甚至預測203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佔全球比例可能升至45%。中國製造特別是高端製造似乎正在以勢不可擋之勢席捲全球。
從行業和產品來看，從2023年起，中國就已經成為全球第一汽車出口大國，上海特斯拉工廠作為特斯拉集團最大、最先進的單一工廠充分體現中國在全球新能源汽車供應鏈的中心地位。2024年，中國的光伏組件產量佔全球的86.4%，也接到了全球新造船訂單的74.1％，後者甚至引發美國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中國還在2024年安裝了29.5萬台工業機器人，佔全球總量的54%。
產業政策推動了部分新興和戰略產業加速成長，並發揮了鞏固國家安全、應對外部貿易爭端的積極作用。在產業政策的支持下，中國的新能源汽車、光伏等產業得以度過行業低谷，目前已經居於全球領先地位；在西方國家對半導體行業實施廣泛的出口管制後，國產半導體產業鏈挺身而出，填補許多領域的空白，降低了對外部的依賴；而5G通訊網絡系統的自主可控，也保障了國家訊息安全。
即使是過度補貼引發的產能過剩，在一些條件下也具有正面意義，比如有研究表明中國各級政府早期對稀土開採環保標準的放鬆、後期對稀土產業的各類補貼、雖然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稀土領域的產能過剩和低價銷售，但是也客觀上造成海外競爭對手退出市場，讓稀土產業鏈高度集中在中國，而對稀土的出口管制也成為了中國應對貿易摩擦的王牌之一。又比如，面對霍爾木茲海峽當下的封鎖，中東地區的鋁的生產受到較大衝擊；而中國原本「冗餘」的電解鋁產能反而可以起到彌補全球供給缺口的作用。
中國產業升級的三點異常
雖然中國打造高端製造業的戰略的確成就巨大，但是卻未能同步推動中國全要素生產效率提升、提高企業利潤率和工資收入增長，未免令人不解。
一般而言，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通常有利於提升一個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效率或者「索羅剩餘」──指的在投入同樣的資本和勞動力的情況下，能生產更多的產出。然而，多方面數據似乎都表明中國生產效率的增長並不樂觀。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近十餘年以來，中國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總體放緩。而包括世界銀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等機構的估算也表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增長也出現了同步下滑。比如北京大學的估計認為，近十餘年中國全要素生產效率的年均增速下滑到了1.8%，明顯低於1978年至2008年平均4%以上的水平。
同時，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一般也會趨勢性提升資本投入的回報和勞動者工資的增長，但是兩方面的跡象都並不是很明顯。一方面，使用截至2025年底3782家上市公司的數據，剔除經濟周期影響之後，2010年以來中國製造業企業資產收益率ROA似乎整體趨勢性下行──這還是在存在大量補貼的情況下。
另一方面，中國勞動者報酬的增長可能也並不樂觀。例如，2024年中國有約3億農民工，是中國最大的單一就業群體，也是中國製造業勞動力供給最主要的來源。數據顯示，中國農民工實際工資的增速從2010年以來也明顯放緩，2016年以來基本維持低個位數的增長，2025年僅僅增長了2.3%，創出除疫情以外年份的新低。
中國生產效率增長放緩的三種解釋
當然，技術進步未能提升全要素生產效率的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學術界認為「測量偏差」、滯後效應、以及資源錯配可能都是技術進步與生產效率提升不匹配的重要解釋，對當下中國產業升級面對的疑惑具有參考價值。
一、測量偏差
測量偏差指的是是經濟統計無法充分捕捉技術進步導致的質量改進和消費者剩餘的增加，導致對GDP數據和全要素生產效率的低估。
比如，受到摩爾定律的影響，電子產品的性能一直迅速提升，但是價格卻明顯下降。與5年或10年前相比，消費者可能花費更少的錢就可以獲得一部性能更高的智能手機；然而由於GDP核算僅僅考慮消費者的最終支出，單就購買一部手機而言，技術進步反而可能導致GDP負增長並造成全要素生產效率被低估。
當然，這現象在過去許多國家的產業升級歷史上都曾出現；但是否足以對企業利潤和工資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則值得探究。畢竟在索尼、蘋果等企業的高速發展時期，產品更新換代快的同時，企業利潤和員工收入的增長似乎也表現不俗。
二、滯後效應
滯後效應指生產率數據的提升會滯後技術突破一段時間。一方面當新技術被發明之後，一批新興產業快速成長時，一些舊產業和舊產品（以及就業）可能就會受到不利影響，甚至走向消亡。短期之內，龐大的舊產業中出現的生產率增長的下降，可能會超過新興產業帶來的生產率提升。效率提升真正展現的時點自然較晚。另一方面，新技術出現之後，社會需要投入大量的組織性資本來支持和補充，治理和監管部門也需要適應新的變化，尤其是在初期，這是新技術應用的學習曲線的一部分。這個過程也需要時間。
這一解釋有一定道理。比如作為新興產業代表公司的比亞迪的ROE就在較低水平持續了多年，最近幾年才出現明顯回升。實際上中國全員生產效率的數據也在2025年有所回升。
當然，這一解釋如果成立，排除周期因素，資本回報和勞動者報酬增長也需要出現趨勢性的改善；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也應該能出現超預期的回升。
三、政策扭曲與資源錯配
最後一種「產業升級之謎」的解釋是政策扭曲：由政治因素主導的產業政策將會引發資源錯配，導致生產效率方面的損失。
實際上，包括科技創新在內的所有「創新」從抽象意義上說不過是創造了一種讓勞動、資本組合起來實施生產的新的生產函數；而只有參考售價與成本的市場競爭才能把那些真正創造「索羅剩餘」的生產函數篩選出來：總投入不高於總產出的生產函數才能在市場化的條件下生存。中國的一些選擇性支持行業和企業的歧視性產業政策對市場機制存在較大扭曲，可能使得這一篩選過程失效。
透過行政手段不計成本的增加對一些關鍵行業的投入，當然能夠增加部分資本和技術密集產品的產出，甚至增加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份額，但是在一個經濟體總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反而可能造成總體上產出和收入的損失。
例如，康奈爾大學的一份基於嚴謹微觀數據的研究表明，2006至2013年間在中國造船業銷售收入總計僅有1.4萬億元的情況下，各類產業政策投入了6240億人民幣的補貼，推動中國國內的造船業投資增加了140%，世界市場份額約29%上升到接近42%，其中幾乎四分之三的產量增長是透過擠佔對手國家的業務取得的。但是，由於大量低效的小企業進入市場和船價下跌，國內生產商僅僅獲得了1530億元的淨利潤，全球消費者剩餘也不過2880億元──其中僅有很小一部分屬於中國。
中國產業升級之謎需要更多關注
IMF在2024年發布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使不包括政府引導基金等新型政策工具，中國產業政策的等效財政成本在2023年約佔GDP的4.4%，若這一比例保持不變，2025年中國產業政策的等效財政支出超過6萬億人民幣，規模相當龐大。評估產業政策支持下中國產業升級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因而也意義重大。
如果在產業升級明顯的背景下，企業利潤和工資收入增速低迷只是「滯後影響」的暫時現象，之後提升會拉動消費增長，從而增強中國內生性增長動力，是個好消息。然而，若資源錯配的影響較大，考慮到投資回報邊際遞減，沒有效率提升的增長不可持續，甚至可能引發中長期增長的放緩，則政策需要糾偏。這兩個不同的解釋可以引發兩種截然不同的預測和政策應對，可見這個問題研究的重要性。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關於中國產業政策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仍有很多問題需要繼續深入探究。
原刊於《沈建光博士宏觀研究》，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