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困境與《困卦》對港情的啟示

回顧香港回歸以來，董建華特首熱愛中國與香港，上任後香港表面上是繁榮安定，實潛藏着內外交困的危機，雖欲勵精圖治，竭盡心思，為香港人謀福祉，可惜時不我與，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初出現的危機，是碰巧遇上數十年一遇的金融風暴，席捲全球，港府財政出現赤字，經濟困迫，民生疲憊。其次是提出建房八萬五的構思，增加土地與房屋供應，本為民紓困，卻剛巧遇上樓市下滑，經濟蕭條。加上此舉動搖地產商與業主的切身利益，因而怨氣開始醞釀。2003年非典瘟疫陡然而至，其後在不適當的時機，政府推出23條國安法，引起港人極大反響，當時本地民主力量已凝聚一定的實力，對此堅決反對，最終無法有效施政，導致50萬人示威，特首以健康為由請辭。當年的教育改革，忽視中文、歷史、文化與國民教育的首要性，導致出現今天對中華文化疏離的一代，結果造成反政府的暴亂與港獨的浪潮。面對如此困境，董特首當年若能有緣參考和採納《易經》的智慧，相信香港今天的局面和命運，會截然不同。

核心團隊與賢人相助

政治是眾人之事，現代社會牽涉的範圍既廣且雜，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絕非一人之力能所駕馭。因此，政府組織設有眾多的諮詢機構，但隨着體制不斷膨脹，架床疊屋，加上用人唯親，選人不當，摒除異己，很容易陷入偏頗的小圈子管治的困境。因此，特首的智囊團，例如行政會議、中央政策組、各司局長，絕不是論功行賞的職位，而應是不計名位功利、真誠地全心全意奉獻、來自四面八方、不同背景、經驗豐富、卓有成就，有計劃地千挑萬選中選出來的智慧之士。他們是特首能全心信賴的團隊，全力協助面對各種現時及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未雨而綢繆。此外，應同時建立緊密而有效的人際網絡，有系統地分門別類，一旦有任何可能發生的危機或疑問，可以迅速應對與求助，避免臨事周張。

當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帝範》闡明得很清楚：「士之居世，賢之立身，莫不戢翼隱鱗，待風雲之會；懷奇蘊異，思會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訪英賢，搜揚側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可惜絕大部分港府的首長與智囊，多以近身親朋為媒，介紹人選，錯失尋覓天下能人而用之的機會。當年秦孝公以求賢令得商鞅，奠下秦國統一天下的基礎，就是最好的典範。而台灣清廉的馬英九，身處敵友難分、猶如醬缸的政治圈裏，最缺乏的，就是這種有效的團隊，因而處處受制，錯失良機，終至一事無成。

預防勝於治療，必要時求助於權貴

因此，面對金融風暴，首先政府應預早定出危機管理策略，應對一切可能出現的境況。80年代的金融危機，利率曾高達百分之20，港幣一夜之間大幅貶值，衝擊整個經濟體系。全球各地，經常有不同的經濟危機出現，這些都是未雨綢繆的素材，預防往往比治療更為重要。絕大部分的當政者，大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鮮有把預防置於管治的首位。

所謂23條，主要是針對叛國的行為。這是每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核心問題，當年回歸後，正值管治蜜月期，政府應全力以赴，軟硬兼施，極力游說各方支持，務使通過，因為這是建立國家歸屬感與長治久安的基礎。可惜當時不曾準確拿揑時機，市民教育與宣傳不足，在群情洶湧與游說未成的形勢下，勉力推出，最後被倒戈的議員否決，釀成無窮的後患。議員們出身不同，皆有其長處與侷限，但鮮有能高瞻遠矚、捨己而忘私的。因此，當政者在權衡輕重之下，擇善固執，傾力以赴，方能解困。若無把握通過，當時若能求助中央及其他社會上有影響的人士，對反對者曉以大義，進行有效的游說，結果可能會截然不同。而後來的佔中與暴亂，亦可能根本不會發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房地產是當政者的燙手山芋

香港地少人多，住屋問題嚴重，供不應求，樓價高企不下，影響民生。但房產業同時是社會繁榮的基石，也是滾滾無盡的金礦。官為公，而商為私。商人的天性是貪婪的，市場競爭，各出奇謀，絕對無法完全公平。因此，越自由的地方，貧富懸殊的現象就越嚴重，只有嚴明的政府，才能平衡這種矛盾，實現中庸之道。董建華目睹港人的困苦，為民拯命之心，令人敬佩。可惜他急於求成，適逢金融風暴與非典瘟疫，經濟蕭條，計劃無疾而終。導致日後曾蔭權的高地價政策，加深民生困苦，終至民怨沸騰。面對影響社會如此深遠的政策，董建華應參照《道德經》的智慧：「治大國若烹小鮮。」審時度勢，先探水溫、慢慢游說各既得利益者，交換條件，軟化矛盾，爭取民意，然後再從長計議，不應貿然宣布八萬五的建屋計劃，引起各方群起而攻之，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辛棄疾在《美芹十論．自治第四》中說得好：「謀貴眾，斷貴獨。」善政需要擇善固執，要堅持，配合智慧與謀略，才能造福於民。民眾通常是短視而自私的，不在其位，難明其政。眾生鮮有通盤考慮與高瞻遠矚的視野和能力。只顧跟隨民意而行，結果可能是後患無窮，前景堪虞。因此，中華文化強調「從賢不從眾」。因為只有高度的道德與智慧的修養，才能保證社會長治久安。許多時，民意只能作為參考，不能絕對依從。

攘外先安內，建立有效團隊

《大學》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管治者除「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基本條件外，更重要的是先「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因此，攘外必先安內，減少或去除內憂，對外方能有效。每個管治者都應明白，最大的敵人，往往源於自己和內部。

歷史昭示，但凡改朝換代、或企業合併，必有前朝遺臣。他們緬懷過去的榮華富貴或好處，對新統治者往往懷有疑慮，甚至敵意。如何安置他們，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絕不能輕視。中西文化的價值觀與政治思維有基本上的矛盾，這些問題若不正視、無法協調，可能會造成不可估計的破壞和分化。為了安撫港人的疑慮，50年不變的承諾，港府沿用一切前朝官員及制度，而董特首施政時面對其中最大的阻力，恰恰正是來自內部。無論他與各位局長如何真心致志要推行新政，往往在執行中陽奉陰違，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截然相反。因此，任何管治者，都必須注意培育能真正協助自己施政的團隊，若面對困境，應全力以赴，釐定完善的策略，逐步減少內部阻力，去除小人，切實執行。否則，不單事倍功半，還有叛亂之虞。

教育是社會的基石

一個社會的未來，全賴教育的成效。早於1956年，錢穆先生已指出：「香港只有居民教育，而無國民教育；只有職業教育，而無人才教育；只有語言教育，而無文化教育。」在這樣的制度和政策下，只能培養出能講英語、自私自利、不擇手段、只求生存的人。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疏離，缺乏西方深厚的文化背景，終而流於淺薄。回歸後，港府極力推行教育改革，但很可惜，似乎都未能一一完善地兼顧，缺乏周詳的思慮，沒有對症下藥，不曾有效地配合香港施政與未來發展的整體策略，只是一意孤行，全盤地西化。在怨聲載道下堅持實施，在未曾建立新成效前，就把舊制度的優點一筆勾銷。終至不倫不類，培育出思想紊亂並對國家缺乏認知與歸屬感的新一代、對港府心存不滿的教師群。人才是社會最寶貴的資源，教育是未來的希望，民心是解決困境最重要的基礎。教育的失敗，成為今天香港困境的主因之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