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線與青年瀕窮|王于漸

近期發表的《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公布，2017年本港有137.7萬人處於貧窮線以下，較2016年增加25000人，本地貧窮率上升至20.1%，升幅為0.2個百分點；而將各項政府現金福利，包括「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等計算在內之後，貧窮率則下調至14.7%， 101萬人處於貧窮線以下，與2016年相若。

批評者一方面指責政府上調最低工資次數不足，未足以紓緩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的貧困處境；另一方面則聲稱近五年來，貧窮長者人數增加「四萬」以上；只着力責備政府減貧不力，並未深究為何處於貧窮線以下之人口增加。

他們所提兩方面都不正確。

劃界有失分寸

2013年香港扶貧政策之爭曾經鬧得沸騰，政府最終順應包括樂施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等社福機構的主張，同意採用歐洲的貧窮線標準，以社會中家庭收入中位數的50%作為貧窮線，收入低於此者為貧窮家庭──這是經濟學上的相對貧窮概念。

政府直接採用貧窮線為基準，推出「低津」扶貧措施，藉以減少貧窮人口中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數目；此舉的確收到預期效果。

不過，「低津」的實際申領人數，僅約為社福機構聲稱及政府預計數字的一半。數字出現如此重大落差，足證貧窮線的定位其實令在職貧窮家庭的實際數目被高估了，否則餘下的貧窮家庭何以不來申請援助？

在歐洲施行並備受本港社福機構推崇的貧窮線，從經濟學家角度而言，其背後概念早露破綻，可謂百孔千瘡。昔日扶貧激辯之際，我亦曾在本欄多番指出其中漏洞，無奈最終粗疏謬誤的倡議仍獲接納；我並非說「低津」無助於減輕在職貧窮，而是要告訴大家貧窮線着實誇大了從事經濟活動人口的貧窮情況。

至於提高最低工資，又是否有助於減輕在職貧窮？也不盡然；香港以至外地相關實證一再顯示，領取最低工資者，約有三分之一屬收入高於貧窮線的住戶，其中大部分收入近乎入息中位數，有些甚至屬收入分布最高四分之一的組別。由此可見，提高最低工資所產生的主要效應不在扶貧。

究竟為何處於貧窮線以下的住戶數字上升？答案很簡單──是因為長者人數日增。在2013至2017年五年內，65歲以上長者住戶增加了83000名；而在此五年期內，處於貧窮線下的長者住戶增加68000名。若將政府現金轉移介入措施計算在內，則貧窮長者住戶增長數字則減至27000名。基於本地人口漸趨老化的大前提，如此顯著增幅實不足為奇。

政府對長者的另一項支援措施乃是出租公屋，但並未有用作界定住戶收入是否低於貧窮線。現時全港長者住戶有半數居於出租公屋，但出租公屋中65歲以下的租戶則不足四分之一，難怪本地年輕人忿忿不平。

儘管傳媒報道與公眾關注不斷，我認為政府在改善長者貧窮方面的確已承擔大部份責任；對於長者生活上的種種具體需要，無疑還有私人慈善機構可插手施援的空間。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根據貧窮線錄得的貧窮長者數目勢將趨升，這是人口持續老化帶來的後果。香港所採用的貧窮線根本不適合用以衡量已不再從事經濟活動的長者住戶境況，同時亦未有把提供出租公屋單位等非現金轉移因素加入考慮。

預期長者貧窮的統計數字，將在2017至2047年的30年間持續惡化，皆因65歲以上人口每年將平均增加46200人。現行貧窮線作為相對貧窮指標的誤導成分將會愈來愈嚴重，在長者相對貧窮方面尤甚。

瀕窮方為隱憂

在貧窮線量度分析中剔除長者人口（或非適齡工作人口）因素，可改善其作為相對貧窮指標的功能，轉化成為適齡工作人口的相對貧窮指標，而不再同時用以量度两種對減貧措施所需各異的人口。要就長者人口另行制訂貧窮線絕非難事，只須借鑒美國，以消費開支為基礎即可，以食物消費開支倍數計算；房屋開支則作獨立處理。相對來說，歐洲的貧窮線概念不宜用作長者貧窮指標，皆因以收入為準，長者卻往往不再從事經濟活動；這正是本港貧窮指標的核心問題。

貧窮並非當前複雜棘手的大難題，只可惜不幸地被傳媒誇大其辭的標題形容；源於低收入父母的兒童貧窮問題，亦可以直接通過「低津」措施處理；香港面對的真正挑戰是瀕窮，主要關係一眾適齡工作年輕人，陷於收入偏低、不敷住屋高昂開支的困境。

對於既難獲得資助房屋，亦非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瀕窮成為建立家庭的障礙。至於年輕夫婦，房屋需求亦不限於只求家庭居所，更希望置業。有實證研究數據顯示，本港的離婚率，以自置物業家庭較租戶家庭低五成以上。

置業促使年輕夫婦儲蓄，為退休生活作出長遠儲蓄規劃，為創業風險提供保障，並可藉以共享本地當前及未來經濟繁榮。

歷史證明，無論香港抑或全球各大城市，樓價升幅都遠超大多數退休金和退休基金的回報。房屋資產每每用作商業投資貸款抵押，以籌集營運資金；事實上，珠江三角洲早期經濟增長，亦間接有賴香港投資者以此方式融資。

新式電子經濟是導致入息和工資不均愈趨惡化的一大主因。工作人口中僅有一小部分收入大增，其餘大多數人卻無從得益。社會步向繁榮，可惜大眾未能共融共享，結果在左派及右派陣營，同樣易於滋生被誤導的激進政見。

尚未置業的年輕夫婦，面對樓價飆升、加薪幅度微薄，已陷入瀕窮狀態；這個問題根本無法依賴「低津」或長者生活津貼，甚或大規模推出出租公屋去解決。這也正是生活於發展蓬勃的大城市的年輕人所處的困境，政府必須制訂房屋策略，提供房屋融資方式以協助年輕人置業，才有望打破。

香港發展面對的真正挑戰，並非長者或兒童的相對貧窮，而是青年瀕窮，皆因在職年輕人缺乏足夠積蓄及時置業，從而分享社會經濟繁榮帶來的裨益。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王于漸

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委員，包括中央政策組（兼任）、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諮詢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9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作出的貢獻。

標籤: 上車公屋樓價貧窮線長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