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學生及青年熱衷政治運動的表現被視為世代矛盾的表徵；論者聲稱舊世代只在乎經濟上的安逸，新世代則較關注民主理想及社會公義。這類論點我稱之為激進民主觀。
他們堅信，甚或渴求兩代之間取態懸殊，認為舊世代終會成為過去，新世代遲早會主宰未來。世代矛盾這種論調其實屬於老生常談，慣於青年群起反叛時重提，藉以宣示新世代必勝、激進民主定能如願的信息。其擁護者須能終生堅守信念，方可證此論說無訛。
激情濃淡 歲月異之
各類傳媒報道及研究報告顯示新舊世代對各種政治議題取態有別，但未能預示新世代會否於日後改變取態，由於至今仍未有任何可靠的理論或假說，搜集所得的數據也難作出解釋為何新舊世代取態不同，亦未能預料將來會否改變。
缺乏可靠理論，根本無法預測時下年輕活躍運動分子的未來政治取態及行為。愛爾蘭劇作家兼政治活動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933年在香港大學致辭時，就曾作出這個假說：「要是你年方20而無革命思想，那麽年屆50，你不變作活化石才怪，但如果20歲就已經火紅革命思想洗禮，就有點機會在40歲時追上潮流。」
蕭氏假說基本上指出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都會隨着個人日趨成熟而消逝；果真如此，香港的街頭抗爭現象也將於日後成為回憶片段。英國戰時名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更進一步提出：「任何人年方20當不成自由派，可算毫無心肝；但到了40歲仍是自由派，就是沒頭沒腦。」。
激進民主 理據薄弱
追源溯流，先於邱吉爾作出類似觀察的歷代名宿大有人在，包括率先在1875年就已發表相關言論的法國法學家兼學者巴特比埃（Anselme Batbie），以及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瑞典國王奧斯卡二世（ Oscar II）、法國政治兼歷史學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法國政治家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英國政治家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諸位。假使邱吉爾所言不差，激進民主觀根本不能成立。
我的論點很簡單：僅僅記錄新舊世代之間取態有別，根本難以藉以預知未來，必須通過反覆驗證的理論了解世代之間取態何以有別，又會否隨着年紀和時日推移而轉趨一致。歷代名宿的個人慧論，固然未必足以構成確切的理論，但聲稱兩代取態不同的論調，恐怕倒也流於誇大其詞。
說時下舊世代年輕時缺乏理想是錯的，縱然當時的目標不一樣，這輩中人確曾在上世紀1960及1970年代自發上街抗爭。把處於人生不同階段的兩代人同時置於某一時刻加以比較，只能呈現硬照般的片面影像，容易產生誤導，反而應像電影鏡頭般，才能全面捕捉同一代人隨着時間推移的變化。由於缺乏真憑實據及可靠理論支持，激進民主觀實難有說服力，反見有大量反對的觀點。
青年出路 冰山一角
另一方面，建制派提出另一論說，認為現在的政治運動是由於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或缺乏經濟向上流動力）這已成為近期出現的社會現象。論者認為道理很簡單：年輕人對缺乏經濟流動力的不滿情緒已蔓延至政治層面，引發抗爭行動，因此建議透過青年政策，紓緩向下流動趨勢。政府已委派扶貧委員會研究解決之道。
事實上建制派的論說也欠說服力。
所謂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其實只是對近期經濟表現及數據的一種描述。近三、四十年來，香港及全球大部分工業化國家出現貧窮、不均問題持續惡化，青年經濟向下流動性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在香港的嚴重程度未有可靠的驗證數據。
自從上世紀1990年代開始，雖然香港實質在業人均 GDP 每年續有約3.8%增幅，但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一直未見起色，美國更先於香港面對同一現象，該國雖然實質在業人均 GDP 每年持續上升3.1%，但實質家庭入息中位數則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停滯不前，可參考圖一、圖二。
上述問題初見於美國，因期間遇上中國對外開放，故20年後才在香港冒現。1973至1975年間出現全球能源危機，香港社會籲請政府採取工業多元化策略應對，但在中國對外開放之後，直至1990年代後期出現亞洲金融風暴為止，香港經歷一段經濟繁榮時期，有關工業發展策略因而並未付諸實行。
亞洲金融風暴過後，除了入息分布中最高薪的30%以外，其餘的工作人口入息一直未見顯著增加。低層至中等入息一族待遇每況愈下，形成經濟增長放緩、貧窮問題及不均現象惡化，中產階層入息下降更隱憂日深。這其實是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會面對的問題，青年經濟向下流動趨勢不過是問題的其中一種跡象而已。
七大挑戰 迫在眉睫
貧窮與不均自是亟需解決的問題，但並無迅速化解的良方，我不認為政府已清楚了解問題的繁雜性，事實上問題錯綜複雜，政府並未加以充分研究，其中至少涉及以下七個環節：
第一，本地服務型經濟正面對工業結構問題，尤其21世紀科技與之前半個世紀實在不可同日而語。50年前，科技既為大量工作人口帶來財富，也創造了中產階級，時至今日，科技只為少數人創富，反而令中產階級下滑，而中產階級正是可行民主政制的中流砥柱。
第二，每逢出現工業轉型，土地用途與物業重建亦必須同步配合，但在香港工業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主導時，這個進度緩慢，以致窒礙經濟發展與更新，令物業價格飛漲，只有業主受惠，不公現象惡化，加上全球利率長期偏低，令情況更為嚴峻。
第三，本地教育制度培養出的大學及中學畢業生的組成與比例並不恰當。
第四，人口急劇老化，即使假設工作人口實質人均 GDP 增幅維持不變，現在以至21世紀末的適齡工作人口也將錄得近乎零增長，實質人均 GDP 因而至少下跌0.5%。面對這兩方面的因素，當局必須全面修訂本地人力資本投資策略以及入境政策。
第五，離婚率偏高，尤其是入息低微家庭，單親家庭比例持續急升，對年輕人的長遠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第六，專為扶助弱勢社群而設的幼童階段的早期介入措施已大大落後，政府及社會上扶助弱小的措施亦嚴重不足。
第七，上述六項是香港貧窮、不均、流動性攸關的首要因素，可惜除非本地管治能夠恢復其有效性及認受性，否則難望尋求有效對策。因此，香港務必從速改革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的選舉方法，並設法令行政、立法機關重新合作。
香港社會固然存着貧窮、不均、中產沉降等問題，但市民對政府及政制發展深感不滿，才是引起激烈政治運動的導火線。相對於其他工業化國家，香港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低水平，經濟表現其實不錯；其他地區的失業率往往至少較香港高出一至兩倍。
我認為政治參與活躍度與青年向下流動趨勢之間的關係並非直接，兩者當然可被說成互相牽連，但歷史告訴我們，政治運動活躍分子絕少來自低收入階層，反而往往是環境較佳，但以未能一展理想或抱負為憾的一群。
回顧法國大革命第三級議會（Third Estate）中，一名領導人物曾說：「何謂第三級議會？可說是無所不包。在現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為？簡直是全無作為。又有何抱負？當然是想有所作為。」對於香港社會中自覺未能一展抱負一群的所思所感，這番話可算是最佳演繹。當務之急，其實不在經濟的向上流動性，而繫於政治的向上流動性，藉以使香港在管治上重拾正軌，並妥善應對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貧窮及不均日益惡化、中產階級收入漸降、樓價日漲，以及其他各項社經挑戰。
究竟香港是否出現世代矛盾？也許是吧，但我覺得是言過其實。世代矛盾之說往往惹人注目有餘，但惜無甚實際作用。至於青年經濟向下流動趨勢是否造就政治激進派的主因，個中或有一定關係，但歸根究柢，政治向上流動性不足，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可惜香港的經濟社會矛盾已受政治綁架，並淪為動員和招攬支持者的政治手段。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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