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逝世，在他1996年得獎後一年，首次到訪中國參與研討，訪問為期兩周，順道了解中國歷史、文化、經濟改革等。北大教授張維迎曾是莫里斯的學生，當年便親自帶他遊歷中國內地和香港，期間莫里斯對新事物不時表現得興趣盎然。張維迎便紀錄這些點滴，寫成長文。如今這位經濟學家逝去，本社轉載這篇文章，並分四次刊登，來讓讀者一暏他的生活面貌。
4月11日下午，莫里斯教授與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師生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座談。座談會上，一位學生問他，憑他30多年的教書和研究工作的經驗，他認為如何才能學好經濟學，作一位優秀的經濟學家。莫里斯教授回答說，重要的當然是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具體來說，第一，要學好數學，沒有好的數學訓練是很難學好經濟學的；第二，要掌握好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第三，要選擇正確的問題去研究，不要把時間浪費在錯誤的問題上；第四，還要選擇一位好導師。
數學可檢驗經濟學
最近，美國報紙上曾登過John Cassidy的一篇長文〈經濟學的衰落〉。這篇文章對經濟學的數學化傾向提出尖銳的批評，在歐美國經濟學界有很大的反響。我問莫里斯教授對這篇文章的評價，他說，他當然不能同意作者的觀點，可惜作者雖在文中提到他，但並沒有採訪他，他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他說，數學是一種邏輯嚴密的分析工具，使用數學，至少可以保證理論不出現邏輯錯誤，至於是不是能發展出好的理論，那就看你的本事了。過去好多經濟學家，寫出好多書，人們要花時間讀，但後來用數學一檢驗，發現不少理論是錯的，後來的經濟學家又得花時間糾正這些錯誤。
莫里斯教授的學生都知道，他是特別強調選題的。他自己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從研究經濟增長開始，順藤摸瓜，找到了信息不對稱和激勵這兩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許多當年研究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家都走進了死胡同。在中國期間，他又多次與我談到選題的重要性。有一次，他說，當然，即使對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來說，也並不總能選擇好的題目，比如說，希克斯後來選擇的一些題目價值就不大，至少不像他自己想像的那麽大。
莫里斯教授總是告誡他的學生，搞研究，要想大的，幹小的（think big and work small）：要選擇最主要、最基本的問題，然後分解出這些問題中最本質的東西，找出基本結構，給出確定的結論。我理解，莫里斯教授說的「想大的，幹小的」與胡適先生講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意思差不多。這樣的方法由他自己實踐，就是最好的經濟學。
要做「小思想家」
在商務印書館為《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汪丁丁博士請莫里斯教授預測一下今後50年內經濟學的發展趨勢。莫里斯教授說，預測五年都很困難，更不用說預測50年了。不過，他說，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經濟學的發展愈來愈專業化。未來，每個人只能專業於某個很小的領域，不可能研究很多問題，像亞當‧斯密這樣的人不會再有。當然，「big thinker」還是需要的，是有用的，儘管不會像過去那麽受到人們的尊重。（big thinker 一詞直譯為「大思想家」，在英文裏有貶義，類似中文裏講的「萬金油」。）
記得在「金融風險管理研討會」上，有一位誇誇其談的人在飯桌上與莫里斯教授海闊天空地談個不休，儼然是一位「大哲學家」派頭。我後來對莫里斯教授講，我不太喜歡這個人。莫里斯教授說，他理解，因為那人是「big thinker」, 而我只是一個「small thinker」；small thinker一般都不喜歡big thinker。
我在想，中國經濟學界，是不是big thinker太多，而small thinker太少？
難為政府獻計策
在中國期間，有幾次，在演講之後，聽眾問莫里斯教授對中國經濟有什麽看法，能不能為中國政府出點主意。莫里斯教授總是謙虛地說，他是第一次來中國，對中國很無知，來中國後，他學到了很多東西，知道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制度變化很大，當然問題也不少，但無論如何，他還沒有資格為中國政府提什麽政策建議。他說，經濟學家影響政府政策的最好辦法是教育政府官員，而不是直接參與政策制定，至少他本人是這樣認為的。他的第一個合作者卡爾多先生（已故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大學教授）曾周遊列國，建議進行稅制改革。每次他走後，這些國家就會有些政策變化，但緊隨其後的常常是老百姓的不滿，甚至發生革命。這樣重覆幾次，就沒有人再聽他的建議了。
話雖這麽說，有時候，莫里斯教授還是免不了對中國經濟提出一些看法。比如說，在北大演講時，他就說到，在目前的中國，測度人們的收入水平很困難，徵收個人所得稅徵稅成本很高，用增值稅或許更好些。
翻譯莫里斯論文 國內出版
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宣布後，我應邀先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陜西財經學院、四川聯合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院校就莫里斯教授對信息經濟學的貢獻作了幾次講演，引起聽眾的興趣。不少聽眾建議我出版他的論文集，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隨即與他聯繫。他很爽快地應允了，給我寄來了30多篇論文，並授權我全權負責他的論文集的中文版編輯和出版事宜（包括版權問題）。有幾家出版社對出版他的論文集感興趣，我最後選擇了商務印書館──這家中國最古老、最具聲望的出版社。經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討論，我從30多篇論文中選擇了8篇與他獲諾貝爾獎有關的經典論文。文章由北大的幾位研究生翻譯，我負責校對。元月22日，譯稿交給了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上下對這本書都很重視，一拿到譯稿，總編親自督陣，經濟編輯室的人員都放下手中的活，分頭負責審稿，春節也未能休息。這樣，一本30萬字、充滿數學公式和圖表、設計精美的《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非對稱信息下的激勵問題》終於在莫里斯教授到來之前的4月初出版了。
為了隆重推出這本書，商務印書館領導決定，利用莫里斯教授訪問北京期間開一個新聞發布會。新聞發布會於4月16日下午2點半在華僑飯店舉行，有40多人參加，商務印書館的楊總編和徐副總編都在場。發布會先由楊總編講話，然後是茅於軾教授發言。他們不僅對莫里斯教授的學術貢獻作了高度評價，而且談到他對中國經濟學的貢獻。莫里斯教授發言時說，他很榮幸自己的論文選能在中國出版，並且是由商務印書館這樣一個中國最古老、最有聲望的出版社出版。100年來，商務印書館共出版了3萬多本書，一個人就是每天讀一本，一輩子也讀不完，而現在又加上他的一本。好在這本書了收錄了他的諾貝爾演講，這個演講概述了他的基本思想，大家也許讀一讀這一篇就夠了。他還說，他不懂中文，難以對這本書的出版質量作全面評價，不過，他看書出的好壞，主要看書中的數學公式和圖表，從這一點看，他對書的印刷感到滿意。他又說，我為這本寫了一篇介紹他的生平和學術貢獻的文章，他不知道我在文中寫了些什麽，但相信是對的，所以，感謝我。
新聞發布會後，許多人圍過來與莫里斯教授合影留念，請他在書上簽名。我事前曾告訴過他，他不需要為這個新聞發布會作特別的準備，但得準備付出點體力（簽名是一種體力勞動吧）。果然如此。大部分人在請他簽名後，又轉過來請我簽名，我受寵若驚。
商務印書館在兩個多月時間內出版了莫里斯論文精選，這或許創造了近年來他們館出版史上的一個紀錄。遺憾的是，他們似乎捨不得賣書。我曾建議他們派人到莫里斯教授作報告的北圖、北大和皇城飯店現場售書，我相信，這三次機會賣七八百本沒有問題。但他們沒有去。
任西大校董會榮譽主席
我的本科和碩士學位都是在西北大學讀的，在牛津大學時，我又是莫里斯教授的學生。由於這個關係，西北大學對莫里斯教授的到來格外高興。在莫里斯教授的訪問日程定下來不久，西大校方告訴我，他們想聘請莫里斯作西大的榮譽教授；另外，今年是西大85歲校慶，要成立校董會，希望能聘請莫里斯當榮譽主席。我很快就把這個意思傳遞給了莫里斯教授。他回信說，這件事他要認真考慮，在了解更多情況以前，是不便作決定的。他理解，「honorary」是「not a」的同義詞，但，他設想，也一定有些責任，也許還有一些特殊的權利。他想知道這些責任和權利是什麽，他是否有時間和精力履行自己的職責。即便是一個榮譽主席，通常也要負責點事情；即使不考慮其他因素，僅僅由於語言問題，他顯然是不合適的。他希望我告訴他更多的東西。他說，原則上講，如果他確實能對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改革有所幫助，他可以考慮接受，所以他並不想給出否定的答覆。或許，因為我想讓他接受，他將會接受，但無論如何，他得知道更多的信息。
我建議待他來中國後我們再詳細討論這個問題。4月10日到西北大學後，經過與校方有關人士的討論，他先同意接受「榮譽教授」的頭銜。12日晚，校長正式提出邀請他為校董會榮譽主席。經過半小時的討論，他同意接受這個榮譽職位。
他說，看來，他以後要常來中國了。
（完稿於1997年5月7日，香港城市大學。2018年8月30日做了一些文字修改，並加上了必要的註釋。）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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