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子健：抗爭一年，世界大變，民心有變嗎？

1989年，由北京學生發動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殘酷鎮壓後，鄧小平表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也許，過去一年因為香港反修例運動而引發的政治風暴也是遲早要來。一年多前我們確實難以想像香港會出現目前的情況。不過如果我們擴闊視野，便會發覺這一年整個世界都出現了大變，香港的變並非例外。

中共核心借外來敵人來維持政治穩定

在國際關係中，中美關係出現了大變。自特朗普上台後，中美角力加劇。這並不只因為特朗普的個人取向，更多是由於主吹對中國強硬的鷹派隨着特朗普上台而擴大了在美國政府的影響力。特朗普本人的着眼點反而側重於如何在中國身上謀取經濟利益，以此作為政績爭取連任。去年下半年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一般估計是特朗普會休兵，中美關係可以穩定一段日子。

可是，新冠肺炎對中美關係帶來嚴重衝擊。美國經濟大衰退，特朗普在大選中打經濟牌的意欲大減，中美貿易協議再不是適宜吹噓的政績，反而會是政敵攻擊他的軟肋。在中美交惡之時北京收緊對香港的政策，從一個角度看是美國會更積極為香港發聲，從另一個角度看卻是北京可能認為反正中美難以維持良好關係，美國因為香港而對付中國所帶來的邊際損失反而減少。

與此同時，中國本身也受到新冠肺炎的嚴重衝擊。雖然中國疫情似乎沒有歐美那麼嚴重，經濟復甦好像較早較快，但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依賴仍然頗大，而且作為發展中的經濟，中國的底子並沒有歐美那麼厚。最近李克強的言論引起內地炒熱兩個話題：一是中國還有6億人口月入少於1000元，另一是地攤經濟是不是「利多於弊」，有關話題正好顯示中國經濟形勢有多嚴峻。

過去30年，中共和人民的「契約」是以生活不斷改善換取人民的服從以至支持。習近平掌權後提倡「中國夢」，以及以今年實現小康社會和消滅貧窮作為目標，換取中共恢復終身制，讓他可以永續當權。新冠肺炎令這些目標無法實現，與此同時，對外關係急促惡化再加上台灣和香港都出現反共高潮，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真的完全不受影響嗎？

在這時刻，中國的「戰狼外交」，不一定是由於自信，很有可能是中共核心借外來敵人這個稻草人來維持政治穩定。其實香港的國家安全也是稻草人。北京自己委任的林鄭政府管治失敗，社會支持崩圍。不去檢討自己的失誤，反而立國家安全法，除了為震懾香港的反對聲音外，恐怕更重要的是想逼迫親政府陣營的邊緣份子以至希望保持政治中立的商界表忠歸邊，這是中共幾十年來處理內部矛盾的套路。

「五大訴求」只是基本人權

香港的政治風暴與中美角力和內地的政經矛盾糾纏在一起，看似複雜，其實香港人的訴求由去年反修例運動開始至今變化不大，只不過有些人上綱上線製造爭權謀利的依據。「五大訴求」是反修例運動支持者的最大公因數，其基本內容是個人安全不受威脅，社會公義得到彰顯，並以民主選舉的政制保障安全和公義。這些可以説只是基本人權，是卑微的訴求。

去年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本來是非常和平。如果不是因為遊行未完政府已經發聲明表示會如期把逃犯條例修訂提交立法會通過，就未必會有當晚的警民衝突，就未必會有「6.12」民眾包圍立法會的一幕。如果「6.12」警隊使用過分武力鎮壓示威活動而引發巨大民怨之後，林鄭月娥當機立斷撤回（而不是暫緩）條例草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不會出現「6.16」更大規模的遊行和往後警總被民眾包圍的危險場面。如果林鄭有及時為警民關係惡化拆彈，後來就不會發生連番警民衝突，終至出現「7.21」警黑勾結的指控，以及「8.31」太子站警隊無差別襲擊示威者和乘客的事件。自此之後，雖然香港已漸成無法管治之城，大多數市民的要求其實仍然是「五大訴求」。如果不是帶着偏見看這些訴求，又有什麼原因會覺得它們很複雜呢？

香港民心也並非一成不變，最大的變化是很多香港人由過往頂多只是茶餘飯後月旦時事，變成以不同形式參與政治。去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是一個案例。七成多選民在一個權力極為有限的地區議會選舉投票，參與度不單只是改寫了香港的歷史，在很多外國成熟的民主政體亦是罕見。而一年以來，大大小小數以百計的不同形式的示威和抗爭活動成為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在以前是無法想像。

對於香港人來說，國際關係的波譎雲詭，中國大陸的政經變幻，我們無法控制，只能隨機應變。但我們的政治覺醒則是自我推動的根本變化。這一年，香港人的覺醒帶來了極大的苦楚。正如魯迅在《吶喊》前言説，在一間絕無窗戶的鐵屋子裏，熟睡着而快要悶死的人，本來是沒有痛苦。如果有幾個人在這時候醒來，就要面對無可挽救而死去的苦楚。「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説沒有毀壞這鐡屋的希望。」

現在，香港不單只是幾個人醒來，而是幾百萬人醒來。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