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片說覺醒陳獨秀與胡適|丁望

北京陶然亭雪花飄飄的場景，雖不同於唐詩人李頎的「野雲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但片片雪花的輕飄，與陳獨秀（1879—1942）一群人的「啟蒙」豪情交織，讓人感受到酷寒中的一絲暖意、知識人的使命感。

這是電視劇集《覺醒年代》（下稱《覺醒》）拍得很美的一段畫面（第5集）。

1915—1921 民國和北洋

《覺醒》是中共百年紀念片，正在香港播映（共43集，7月30日播映第15集）。它的主題，是知識界一群人在民國初期（1911—1921）的苦難中覺醒，尋求社會主義革命之路、創建共產黨。

《覺醒》有別於過去的政治宣傳片（或稱政教片）。不是只神化毛個人的說教片，片中主要人物不是政治概念的符號化，而是有個性、「活着」的人；它也展現民國初期的一些社會生活、知識界的思潮激盪，並非只是戰狼式的「戰鬥」。就了解、探索歷史來說，此片有參考的價值。

「覺醒」的時間跨度，是1915—1921（民國4至10年）。這是南北對峙、軍閥割據時期。

孫中山先生主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華民國，民主共和政體卻未真正建立。北洋軍閥中的皖（安徽）系、直（直隸，後稱河北）系、奉（奉天，後稱遼寧）系混戰，北洋政府與南方革命政府分治。

直到1928年6月，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攻入北京（後改稱北平）、結束北伐戰爭，才完成南北統一。

繼之而來的，是國共武裝鬥爭（1927.4—1937.6）；中央與地方軍閥戰爭（如1929年3月的蔣桂戰爭）^（註1），亦仍斷斷續續。在列強侵犯、內亂難止之下，「中國往何處去」是知識界探索之路。

陳獨秀旋風涉三件大事

《覺醒》的歷史敘事，涉及三大歷史事件：
一，新文化運動（1915）和五四運動（1919）；
二，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1915），後來改稱《新青年》的社會影響；
三，組共產主義小組（1920）、建共產黨（1921），陳獨秀的關鍵角色。

在三大事件中，陳獨秀是極有影響力的風雲人物，在思潮激盪、思想啟蒙中，形成一股「陳獨秀旋風」。

《覺醒》是為陳獨秀、胡適翻案的一部影視作品，恢復了他們影響新文化運動、陳獨秀主導創建共產黨的地位。

在中共黨內鬥爭中，陳獨秀背負一大堆政治罪名。在國共合作期間（1924—1927）他傾向於與國民黨溝通、合作、減少農民暴力，被中共指為「右傾機會主義」或「右傾投降主義」；後來，更被編造「叛徒」罪。1949年後，官方的黨史教科書，淡化甚至避談他主導創建中共。

新文化運動民主和科學

新文化運動後，不同政治立場的政界、文化界人士，對陳獨秀選擇社會主義革命為「解救中國」之路未必贊同，但對他的學問、人格及推動新文化運動的作用，評價都高。

評論者包括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後來親近國民黨的胡適和傅斯年（曾任台大校長）。傅斯年說，陳獨秀是光芒萬丈的彗星。

《覺醒》重墨的人物，是蔡元培（北大校長）、陳獨秀（北大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院長）、胡適（北大教授）、李大釗（北大圖書館主任）和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沈尹默、魯迅、周作人等，都是新文化運動參與者。其中對陳獨秀的早期歷史陳述，可說是「全景」性。

在《覺醒》中，陳獨秀、胡適和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角色尤為突出，民主（Democracy）、科學（Science）即德先生、賽先生的提出，對知識界的思潮、對民眾的啟蒙影響至深。這都與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胡適鼓吹白話文有關。

人的自主性拒愚民政策

《覺醒》陳述《新青年》的社會影響，觸及陳獨秀的啟蒙觀。

在劇集中，他主張從啟蒙中改造社會，即改變愚昧、素質不高之弊。《青年雜誌》的創刊號，發表他的〈敬告青年〉一文，闡述6點期望，包含「自主的非奴隸的」，「世界的非鎖國的」。

他呼籲擺脫蒙昧。如欲「脫蒙」，「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註2）。《覺醒》沒有「人權」一句的描述，或可能是避免引起「敏感的聯想」。

所謂人是「自主的」，本欄解讀是：強調人是「個體」，有其自主的選擇權，自主思考的自由；在思考中「發現問題」或了解真相、辨別是非，而不是唯唯諾諾、沒有「自我」的工具。

說人格魅力包容不整人

對陳獨秀歷史角色的描寫，「覺醒」的成功是跳出對他一味批判、加罪的習慣，正視一些不能迴避的歷史事實，還能給他的人格魅力加上公道的一筆。

他的人格魅力，在於不造作，不整人，有理性，能包容。

鄧小平曾說：毛愛整人，「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註3）；從彭德懷到已確定的「接班人」劉少奇、林彪，都被他加上叛徒和「裏通外國」的罪名整掉^（註4）；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則不整人，「不搞陰謀詭計」^（註5）。

啟蒙再思索回歸自由路

《覺醒》中的覺醒意涵之一，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倡議的民主觀、科學觀；以民主、科學的精神，探討「現實問題」包括「振興中華」。

陳獨秀既倡議民主、科學，又把社會主義革命視為「解救中國」之路，正是他「自相矛盾」之處。

他主導中共的建黨（1921），並成為1至5屆（1921—1927）中央的最高負責人。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註6），他被撤職。1929年因中東路事件涉嫌「反蘇」被開除黨籍。後來，他被國民黨當局判刑，坐牢多年。晚年潦倒，客居四川江津，半生坎坷多難。

這段經歷，不在《覺醒》的陳述範圍，但引發人們對覺醒、啟蒙的伸延思考。網絡平台的留言，很欣賞陳獨秀提出的「個體覺醒」（自主的非奴隸的）。人的「個體覺醒」，正是社會啟蒙不可或缺的部分。

陳獨秀晚年的思索，是疏離暴力性革命，秉持自由、平等的理念，強調民主、科學的價值觀。

註：
1，蔣與桂系（李宗仁）戰爭後，有1929年10月的蔣馮（馮玉祥西北軍）戰爭，1930年初的馮閻（閻錫山晉軍），桂與蔣的中原大戰。
2，《簡明中華百科全書》1017頁。
3，《鄧小平文選》第2卷301頁。
4，提劉少奇冤案記取歷史教訓
5，愛思想網2021.6.5張寶明文。
6，1927年8月7日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在湖北漢口舉行。在會上，毛澤東激烈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反對太多的農民暴動等鬥爭運動，提出「槍桿子裏出政權」。

本文原題〈香港播百年片陳獨秀與啟蒙〉，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