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解讀「愛國者治港」：香港選舉制度新框架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日前在本港報章撰文，指中央需要的「不是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而是「賢能的愛國者」，引起一些港台傳媒熱議。內地觀察者網周二（9日）刊登田飛龍的文章〈選舉修法，香港民主如何是好？〉，指在2021年全國人大、政協兩會議程中，香港議題再次成為焦點。「中央決心按照一種類似《港區國安法》的模式，為香港選舉制度訂下新的框架，確保『愛國者治港』得到全面準確的貫徹實施。」

非「見招拆招」實有邏輯可循

田飛龍認為，追蹤一下有關的政策演變史可以發現，香港的選舉修法完全是有邏輯可循的。「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法理檢討和制度更新，從十八大以來就是一條主要線索。」香港經過2012年「反國教」、2014年「佔中」、2016年「旺暴」、2019年「反修例」、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以及2020年的「真攬炒十步」等，反對派以為是港版「顏色革命」、「完全自治」甚至港獨的高潮節奏，可以締造「時代革命」的成果，取得遠超過他們前輩的「民主成就」。

他又認為，反對派受到港英管治末期「急速民主化」的深刻塑造；受到台灣1996年直選的刺激和誘導，更受到美國代表的西方民主「感召和煽動」。「香港的教育、司法、社會文化及一般政治文化精英，以多種形式引導和建構了這樣一種與西方毫無分別的民主價值觀與民主制度圖景」。

沒有「國家」前提「民主路線」走不通

田飛龍指出，這條「民主路線」沒有「國家」前提和限度，是肯定走不通的。「無論是港獨還是台獨，他們的歷史哲學都是一種『歷史終結論』和『中國崩潰論』雜交的扭曲形態……他們絕對不相信西方民主存在缺陷乃至於制度失效，更不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真正行得通」。香港反對派在這樣的歷史觀與政治觀下，2019年发動了一場最激烈的港版「顏色革命」。他斷言，「這是香港民主運動激進化的最後登場，絕無可能出現第二次」。

他指出，中央應對香港民主激進化的根基性法理概念就是「全面管治權」。2014年中央發布的治港白皮書，最重要的一點創新或突破就是提出「全面管治權」的概念。「這一概念在香港社會的學術系統和海外世界是難以理解的，但在中央立場上是理所當然的」。

田飛龍認為，香港社會一直習慣於有意忽略一國兩制的完整法理結構，尤其是將「一國」予以象徵化和虛化，並借助外部勢力嚴格戒備「一國」在香港社會轉化為具體的治權存在。「香港反對派能夠忍受駐港部隊和外交部駐港公署，甚至也可以接受香港中聯辦，因為這些機構不掌握具體的管治權和執法權」。儘管中央在形式上「高高在上」，「但具體權力不接地氣，不針對任何的香港居民個人」，香港人也就基本上對這些中央權力機構沒有感覺。

中央「投鼠忌器」西方「強大無比」？

他認為，這種「象徵性主權」，如果香港反對派是屬於「忠誠反對派」，以及在香港國安立法與國民教育正常落地的條件下，「尚可自我維持」。但實際上，香港反對派的「民主路線」就是完全自治和終極奪權，「一國兩制」沒有換來香港真正的國家認同和法治穩定，而是令反對派覺得中央只會不斷節制和忍讓，「似乎反對派只要在政治運動上層層加碼，一切要求中央都會答應」。

他分析，反對派的自信來自於兩方面：一是香港是中國現代化的命門，中央治港投鼠忌器，不敢跨過羅湖橋進行實際管治；二是西方勢力強大無比，尤其是美國，中國不敢挑戰美國。

田飛龍認為，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反對派用盡全力與國家對抗，也終於徹底磨滅了「一國兩制」中那有意留白和模糊化的空間。然而，「沒有任何一種國家體制能夠承受類似2019年反修例運動那樣的對國家安全與憲制秩序的洞穿式衝擊」。

「遺憾的是，香港反對派……對中央的權威性和行動能力習慣性地視而不見。他們除了『一黨專政』的歪曲刻板印象，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理解過中國共產黨及其執政倫理與行動能力。……他們肆無忌憚地煽動黑暴，勾結外部勢力，毫無政治恥感和倫理底線，提出赤裸裸的完全奪權計劃，視國家憲法、《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底線為不存在，似乎活在一個與真實政治世界相隔離的幻境之中。」

制定《港區國安法》是艱難政治決斷

終於，中央在2020年制定了《港區國安法》，田飛龍強調，這是非常艱難的政治決斷。

他指出，有道是「國安一法深似海，中美從此是路人」，《港區國安法》無疑是「挑戰和排除美國等西方勢力在香港的非法政治利益和行動網絡」。他形容這是一種「跨過鴨綠江」的戰略進取行為。

今天，在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的議題上，田飛龍指出，「愛國者治港」是根本原則，因「政治忠誠被執政者理解為國家安全與政權安全的第一要素，其次才是專業能力和賢能品質」。

「忠誠的廢物」非「愛國者治港」理想形態

他強調，「愛國者治港」不是要將香港政治制度變為與內地相同的模式，而是為香港政治制度設定底線標準和安全閥門，以便香港繼續保持其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的特色。「愛國者治港」的「底線標準」經過法律確立和執行之後，「愛國者」是否賢能的問題就會凸顯出來。他重申，「忠誠的廢物」絕不是「愛國者治港」的理想形態，更不是中央和香港居民的政治期待。

因此，他總結，香港民主基本不再可能追隨西方模式，也不再可能「對標台灣」，而是必須走出一條真正符合「一國兩制」之地方民主定位的新路，並在可能的制度實驗範疇內演示「愛國者治港」與自由民主的有機結合形式，「為西方民主的反思改造及中國大陸民主的規範發展提供一種獨特的經驗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