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完全理解您所說的。當年公民黨建立時，我們也對公民黨有很高的期望，因為大家覺得律師是非常理性的，這樣的一個政黨是有利於香港的政治。當年您和黨友也曾討論過，希望走溫和的政治路線，但最後無法實現的最大原因是什麼呢？跟現在的本土派相比，公民黨算是很溫和的。但為什麼當年那麼理性的一個政治方向，並主要由法律界的「大狀」主導，卻最終不能落實呢？
答：我也問過自己無數次同樣的問題，我也嘗試探討，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公民黨的領導層的主要人物是比較難以接受其他人的批評。當他不接受其他人批評的時候，而又遇上當時聲音很強烈的激進人士，公民黨有種不願意跟他們劃清界線的心態。當他不願意和偏激進路線的同路人劃清界線的時候，就自然被逼走去跟隨激進人士所走的同一條路線。最明顯就是當年，我記得很清楚，有個周末，特意去機場酒店訂了一個場所，乎每位黨友均在同一酒店租住房間，準備通宵討論是否參與五區公投。
當時我參加一個政改研討會，會議結束後我就送當時的主席關信基教授去機場酒店。在車裏聊天時，我們說這個周末要決定，應該怎麼面對五區公投，我就問關信基教授的看法。他說：「我們當然不會同意，我們是溫和的民主黨派，我們不會做激進的事，而這個激進活動可能會變成一個和中央斷絕關係的舉動，這樣的政治表態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因為看不到這樣的舉動能威脅中央對五區公投就範。所以，激進的表態，將可能斷了和北京溝通的路，這是違背了我們公民黨創黨時的政治取向。」因此，我去機場酒店的期間，我其實很有信心，公民黨不會參與五區公投。可是，開會的時候，我發覺當時公民黨執委的看法不是這樣，他們認為公民黨是不能缺席這次的民主運動，也就是說公民黨是要積極參與。雖然大家都意識到，參與這次運動得到的結果和可能會引致到另一個不對稱的結果。可是大家最後發現，大多數的執委都支持五區公投，還要積極參與。
當時我和很多公民黨的學者，包括陳祖為教授都非常失望。那次執委開會後，接着便要開黨大會，是正式決定參加五區公投，當時大家呼籲各人參加黨大會表達意見。我當時是新界東的主席，大會前一兩天有黨成員告訴我，說黨秘書處打電話呼籲別人來開會，但第一句便問：「你對五區公投有何看法？」有些黨員說他們不支持。當黨員說不支持的時候，黨那邊就立刻掛掉電話，連何時開會也沒說。他們覺得很奇怪，便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我覺得這情況不理想。到了開大會的那一天，我計劃最後發言。當時差不多所有學者都舉手表達意見，但每當他們起來表達反對意見時，就被某些黨員指着他們的鼻子，用粗言指罵他們，並叫他們坐下。當時我非常氣憤，學者們怎麼可以受到那樣的待遇呢？只是表達意見，卻被人用粗言指罵，說一些很難聽的話，我當時覺得黨已經變質了。
第二個原因，當黨愈來愈大時，招募了很多不同的人。對招募進來的黨員的要求不是那麼嚴謹，加上又不支持黨所定下的政治路線和理念，而是只求人數多，希望我們的黨比民主黨更大。如果我們不理會招募進來的黨員的政治理念是什麼，結果就是被別人騎劫了，被激進民主人士騎劫了。整個黨開始慢慢變質，而當時的領導層，包括余若薇和梁家傑，甚至吳靄儀都不覺得那是問題，他們覺得只要黨強大，黨員多，就可以了，但實際上並不是的。你信奉民主的原則，假若黨員愈多，黨員走向偏激路線的時候，黨不但不帶領黨員走回溫和路線，而是被偏激的黨員牽着鼻子走向偏激的路線，這個黨便會迷失方向。直至現在，我以隔岸觀火的心態看着公民黨，發覺情況一點也沒有改善。
你可能覺得現時的公民黨比民主黨更偏激，這是和我當年組黨的政治理念完全相違背了。大家愈來愈遠，非常不幸地走到現在這個情況。您剛才表達的意見其實也有很多專業人士和我說過；最初他們對公民黨抱有很大期望，希望是一個正式的溫和民主黨派，但結果還是走偏了。直至現在，香港仍沒有一個溫和民主黨派的出現來照顧沉默的大多數，中間的大多數，仍然是沒有的，這政治空間仍是真空的。這是香港政治的不幸。
溫和民主路線要有耐心或韌性
問：這也是我特別想請教您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真空呢？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不幸情況？您後來離開了公民黨，成立「民主思路」智庫，這也是個很好的想法。我從一開始就很關注您的智庫「民主思路」，一個提倡中間溫和路線的智庫。您也剛剛提到陳祖為教授，但他和其他幾位聯席召集人，後來都離開了「民主思路」，這麼多人都退出了，這說明香港要走中間路線的政黨是無法走下去的。這是否和全世界一樣，如今不是左，就是右？所有走中間路線的黨派都無法生存呢？
答：我認為主要有兩個理由，一個是外在的，另一個是內在的。
外在理由：時不與我。
香港的政治形勢不容許一個中間路線的政黨，一個溫和的民主政黨成功。為什麼呢？沒出路。雖然中央或特區政府樂見一股很溫和的民主政黨產生，但是不願意給成績予中間或溫和的民主黨派。當你提出溫和的建議、溫和的政策，中央無表示，其實我們提出很多的溫和的意見，包括「一國兩制」 委員會、民主改革等。
中央無表示即無結果，如果沒有結果給香港人看，香港人為什麼要投票給溫和黨派呢？他們的選票會否浪費了呢？即使提出了溫和意見，中央不攔阻、但也不接受。當無法提供有目共睹的成績時，有些香港人會認為倒不如將這一票給偏激的民主黨或者上街遊行，從而給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一些壓力。
內在理由：溫和民主路線要有耐心或韌性。
我記得創立智庫民主思路時寫了一本書，主要由幾位主要創始人將我們就怎樣發展民主改革的思想寫出來。大家可看到，最大的問題是當特區出現了極端政治對立形勢時，溫和民主派應如何面對？我的看法是當去到政治形勢相當極端（即現時的狀況）時，溫和民主派應該堅持自己的路線，而不是因此被逼上梁山：被逼走建制，或是被逼走偏激民主路線。我們要堅持自己的立場。當有極端的政治環境時，我們應韜光養晦，等候一個適當的時機東山再起。因為在一個對立的政治形勢下，其實溫和的民主派沒什麼可作為，除非得到中央的認同，但這外來因素是沒法達到的，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要韜光養晦，培養自己的實力，待有條件時再去做。
但是在民主思路裏面也有另一些不同意見包括以陳祖為為首的一派。他們認為當出現極端政治對立時，你要作出選擇，溫和民主派也要作出選擇，如果不選擇建制派、就要選擇偏激的民主派。要不然就變相缺席民主運動，這也是公民黨的原本思路：當有極端對立時，要做出選擇，不能再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我不是說這個看法是錯的，你要明白這只是不同意見、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覺得要韜光養晦，培養自己，充實自己，不是去歸邊。去年修例最高峰時，便有主要成員守不住，他們身邊的朋友和學生給予他們很大壓力，他們覺得不可以再扮中立，不能韜光養晦，必須要選擇一方。所以，你看到幾位成員離開，包括陳祖為、葉健民、宋恩榮等。他們便是把持不住自己的立場而決定必須要歸邊。
可幸的是這些人走後有新班子加入，他們非常認同現在的路線，至今民主思路比以前更強大、人員更多。對於我們想做的事情也多了，比較上政治理念也一致，當然將來怎樣我無法預料，但慶幸我們逃過了這一劫，至今無埋怨自己，這已經是相當好的結果。
問：現在您以前的黨友相信您已經變成建制派。您在特區政府內工作，相對以前您在政府之外，走的是溫和民主派路線，提出的建議不受到重視，但現在您的建議是否會更容易讓政府采納，對一些事情的推動會比以前容易呢？
答：我相信很多人認為我已經是建制派，這個我明白，因為我也確實走到建制裏面，但是我是抱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去做這件事。我認為從政最大目標是影響施政、影響政治，如果你有影響的能力而不去把握這個能力去發揮影響力，你倒不如不要從政。
當我辭去立法會議員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我的影響力僅僅在於「智庫」。但是，當時林鄭月娥要求我加入香港政府行政會議（簡稱「行會」）時，我的看法是我在立法會影響政治，要說服69位議員；但如果加入行會我只需說服一個人，那就是特首。行會可能有20-30人，我不需要理會其他人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不把握這個機會去影響政府施政、影響社會、政治，我覺得對不起自己。所以我覺得入行會有一定作用，而我有幸地說特首不是事事都言聽計重，但是我有影響力；我盡了最大的努力。雖然在行會我屬於少數聲音，但是我不覺得是單打獨鬥。
其實行會內有很多溫和聲音，這樣是否等於我入了建制派？我不覺得我是建制派，而是行會唯一的民主聲音，不斷提醒政府我們要尊重、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聲音。外界可能看不到很明顯的成績，但政治是佷微妙的，改變不可能鋪天蓋地，也不可一朝一夕就成功，要慢慢來。我在做這些工作，我覺得無愧於自己，我也不在乎外界如何看自己。
對談湯家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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