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很感謝灼見名家出版了我兩篇專欄。自上次之後，我也答應自己避免盡量再寫關於這次試題的爭議。一來無補於事，二來有可能激化矛盾。但我看到一些關於這次爭議的最新評論後，卻感到有必要再次作出回應，澄清誤解。我很希望這是最後一次就這議題發表意見。
很多人誤認為題目問利大於弊所以學生必會同意立場答利大於弊。但問題其實是open-ended，考生需要論據去支撐自己立場。跟讀歷史一樣，很多時候要解決的問題都沒有既定答案，重要的是你用什麼論據去論證。利大於弊或弊大於利，也只是問法上的分別，本質上一樣。
合理還是不合理
有論者質疑試題的合理性，因為資料有誤導性。其論據是資料必須支撐對命題的論證。簡而言之，當問題問日本是非否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請注意題目本身沒有既定立場），全部資料就必須指向利處。在論者眼中，這條題目的資料一條指向利處、一條指向弊處，後者有誤導性。
對歷史科考評要求有任何程度認識的人都知道，資料題從來不是這樣考。HKAL不是，DSE也不是。問題問利大於弊，不代表所有資料都要指向利/弊。因為考生可以在答案中進行比較或寫駁論。舉個例，此題資料C可以點出利處 （日本對培養中國法政人才的貢獻） ，資料D可以點出弊處 （日本透過借錢給革命黨謀求中國利益） 。考生如果答弊大於利，就可以利用資料D和就自己所知 （例如中日戰爭） 分析弊處，然後再指出資料C指的利處，在進行比較去分析為何弊大於利。熟悉HKAL/DSE資料題題目的人就會明白。
故此，資料C和D均沒有任何誤導成分。考生可根據自己立場靈活和批判地運用資料和就我所知作答。故筆者希望就此澄清對考評要求的誤解。
再論區別效能
有論者認為題目考問1900-1945年的事情，「其間政局多變而複雜」，所以無法區別考生能力。首先讓我們看看同一份卷中其他三條問題最後一條分題的考問範圍。第一題香港史問1951-1997；第三條歐洲史問1945-2000；第四題另一條歐洲史問1900-1914。如果按論者邏輯，第一題和第三題一樣範圍太廣泛，無法區別考生能力。論者需要明白，將考問範圍縮小意味着要求考生需要更深入的知識。但任何對於文憑試歷史科課程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比起HKAL文憑試課程的深度與廣度都較小。故此1900-1945在課程覆蓋事件的限制下是合理的time frame。而事實上，大部分歷史科文憑試資料題最後一條分題的考問範圍，四五十年不足為奇。不需要是專家，即是一個普通人翻查同一份或早幾年的試卷亦可明白。
論者於是提出應只以1912年革命黨人向日本財閥貸款一事作利弊探討。這恐怕是大學本科生在功課探討的議題，多於一個中六學生能夠在文憑試考場應付的題目。
紅線的迷思
有論者以為這條題目不適切，因為這類「碰到紅線」的題目必然會遭到強烈反感及抗議，所以考評局應該提高「政治意識」。我在上一篇專欄的下半部分分析這次風波如何關係到香港歷史教育的趨勢和問題，就是要指出這次風波正正反映了香港現在流行一種與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背道而馳的觀點，就是「碰到紅線就不能考」。名乎其實的「糾正」，就是將來出卷要聰明點，敏感的不要問，政治不正確的不要考。
紅線就像官方的龍門，可以任意搬擺。今天你說中日關係碰到紅線，明天你也可以說文革和大躍進都碰到紅線。如果碰到紅線就不能考，在可見的將來，有很多敏感和有爭議性的課題也不會在試卷甚至課程上出現。但歷史的重要其中之一就在於，隨着史料的發掘和研究角度的改變，人們對於這些敏感和爭議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都會有不同評價。而事實上，正正是這些「碰到紅線」的議題，可以訓練我們的批判性思考。如果wartime collaboration在文憑試歷史科的課程範圍內，我相信「你是否同意汪精衛是『漢奸』」這類題目，很值得考。
而其實論者也間接說明這次風波的根源，以及試題最終需要被取消的真正原因，說穿了根本無關專業不專業 （此題目切合歷史科考評要求） ，而是因為它碰到了紅線，政權不能接受。
論者又提到英國劍橋考試局問了「德國納粹統治對大多數德國人帶來好處，你是否同意？」，並指出這類試題會引起重大爭議。但在試題公布之後，德國政府有沒有發表聲明口誅筆伐，表示「強烈反感及抗議」？沒有。但當香港考評局問中日關係利弊比較，很多本地政客和「專家」就立刻上綱上線批評試題不專業。這是因為外國政府和學者能夠將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以及歷史教育跟政治分開，而香港教育局和「專家」諷刺地正正相反，將歷史教育和歷史學跟政治緊緊扣連一起。這就是香港歷史教育的一大問題。
日本曾經侵略中國是事實，但是否容許討論20世紀上半葉中日關係的其他利處，是完全另一件事。論者指這題目「抽離式探討日本對中國利弊的討論」，但其實題目的要求沒有抽離任何歷史事件 （包括中日戰爭） ，反而要求考生結合資料和自己所知進行比較。然而，論者的分析卻抽離了考評要求和歷史學的本質。歷史學是一門學科，着重客觀、多角度、根據史料的嚴謹分析，如何跟喪家舉殯相提並論？
事實上，香港歷史科考試一直都會包含一些爭議性和引發思考 （provocative） 的題目。茲以下面數條HKAL歷史科卷二 （亞洲史） 的論述題 （essay-typed questions） 為例 :
（1） Explain whether you agree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was a great disaster for China. （AL 1999 Q.6）
（2） “1941 marked the peak of Japan’s national strength.” Comment on the validity of this statement with reference to Japanese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up to 1980. （AL 2000 Q.10）
（3） “Foreign activities brought more harm than good to China.” Comment on the validity of this state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AL 2002 Q.2）
（4）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uffered from repeated setbacks after 1927. Therefore, its success was not inevitable.” Do you agree? Justify your view with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27-49. （AL 2002 Q.5）
（5） “The defeat of Japan in 1945 was a loss that turned out to be a gain.” Comment on the validity of this state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 in the period 1945-80. （AL 2003 Q.11）
（6）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defeat in 1949 was due to mounting crisis after 1945 rather than to the appeal of communism”. Comment on the validity of this statement （AL 2005 Q.3）
在2017年DSE的資料題，更考問了考生是否同意1949年後中共的指導原則出現巨變。所以經過了很多年，其實香港歷史科的老師和學生都習慣了包含爭議性議題的考核模式。就文憑試而言，評核目標的其中之一乃闡䆁及評價歷史證據──徵引史料；分辨事實、見解及判斷；明辨偏見；比較不同史料而作出結論。正正是這些富議論性、所謂「碰到紅線」的題目，不論在資料題或論述題，更可以評核考生這方面的能力。
結語
這次風波中很多對試題的指控，其實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反語） 。意思就是如果這些指控成立，那麼遭殃的不會只是這條題目，而會是更多的往年題目，甚至是一直以來歷史科遵循的考評模式。讓我感到不解的是，這次攻擊試題的人，不只是街邊的laymen，更包括很多熟悉考評機制和歷史科出題方法的局內人。
我只是一名學生，沒有教過歷史，更未曾當過考評局審題員。但我讀歷史的經驗卻清楚告訴了我，歷史應該怎樣讀，和不應該怎樣讀。如果真的有天香港歷史教育走向下坡，大概不會是因為學生不勤力，而是因為他們讀的課程和考的試卷，也再不能訓練他們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客觀和全面地分析史料和史觀的能力。我一直希望這一天不會來臨，但近日很多「專家」似乎告訴我們，離這一天不遠了。
介紹歷史學這門學科的書有很多。黃宇和院士的《從海角到天涯》，雖然不是方法論的教科書，但透過訴說其半世紀的研究歷程和評論不同學者對鴉片戰爭和孫中山研究的觀點，清楚地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和研究歷史學這一門學科，值得一讀。
希望歷史教育工作者，可以真正守護歷史教育專業。最後以史賓諾沙 （Baruch Spinoza） 的名言總結本文，
“Do not weep; do not wax indignant.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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