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擔心政府自製「內爆式星火燎原」

特區政府正式向通識科「動手術」，並不叫人感到意外，畢竟社會上的確存在爭議。關於課程內容與安排（由課時到學習模式），最好交由相關的專業群體討論，而核心的問題也不應該是一個科目的存在與否或改動，而是整個中學課程如何繼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的能力。在某個意義上，這不應是討論的終結，而是一個更廣泛的探討的開始。不過，在重啟討論之前，由於這次宣布「動手術」顯得匆匆忙忙，到目前政府尚在解說之中，而中間好些「手尾」，其實很需要妥善處理。從一個施政的角度來看，對一些必須跟進的事項不認真重視及做好善後工作，麻煩只會接踵而來，最後又（如現屆政府不斷重複再犯的錯誤）搞出（另）一個「大頭佛」。

需接受政府管治團隊有其管治意志

說到這裏，或者我需要申報利益：本人是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成員。有見專責小組報告內的建議跟特區政府所提出的改動並不一致，好些社會人士均問到會否覺得不受尊重。我個人的意見很簡單，一個委員會／專責小組要做的工作是針對要處理的問題，蒐集資料、意見，就着議題作出通盤考慮、深入分析，然後經過反覆辯論，提交具體的建議。很多人以為什麼委員會就是政府的「白手套」、「打手」，只會看着高官的面口來辦事。在「陰謀論」的論述中，一切都是陰謀的一部分。不過，今次通識科「手術」至少可以說明，香港社會還有自由意志這回事，而專責小組也不是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獨立地提出了改革的建議。也正因為是這個原因，政府沒有責任、必要照單全收。如果每次政府都必須歡迎委員會的報告，並且全數接納建議，那就是「委員會治港」。

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們必須接受政府管治團隊也有他們的管治意志；決定是應該由他們來做的。為何政府的決定跟專責小組的看法不一致，負責的官員與部門充分解釋便可。我明白，有些人會覺得我這一番言論，屬自我矮化，矮化了委員會的地位和角色。可是，如果政府的決策一定不能偏離委員會的建議，那我們又會問：這個政府還有何功能？

通識科「手術」會否衝擊DSE「市值」？

回到正題——「手尾」。在香港，討論教育問題的一大困難，是大家似乎都很難接受一些世俗（甚至被形容為庸俗）的想法。所以，在很多觸及利益的議題上，不是輕輕帶過，就是不會真正進入題目。在我看來，對很多學生和家長來說，讀書考試乃升學之手段，最重要的是學歷會否得到承認。說得更為直接，考試成績是一種「貨幣」，可以換取合理的回報。而香港一向有不少學生選擇到海外升學，再加上全球不斷提高「學生的流動性」，大家期望無論政府在課程、考試方面進行任何改動，都必須無礙DSE繼續保持其完整性、公信力和「轉換值」（即全球受落的程度），實屬相當合理的要求。對很多家長和學生而言，投入某一個課程、考試、升學軌道的系統，是一項長則10年、12年，短則三年、六年的「投資」，誰都不想作出錯誤的決定，更不會饒恕有關機構的誤導（例如學歷認證出現「貶值」）。這個不是年輕人才會提出來的問題；對大部分家長，這是一個「超大的問題」！

當然，通識科的「手術」會否對DSE的「市值」構成衝擊，這是一個實證問題，只要清楚交代、說明便可消除疑慮。有這方面有經驗的人士指出，考試評分的認可與換算，乃長年累積的結果，個別改動未必會即時產生震盪。再者，只要DSE整體的「牌子」未受質疑，學生如何拿不同科目的成績來爭取海外升學的資格，可通過技術性的處理方法來確保成績單的「等值轉換的比例」不會出現太大變化。所謂擔心DSE「市值」有變，可能只是杞人憂天。

政府權威公信力跌破底價舉動只會惹猜測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特區政府發出通識科需要「動手術」的消息至今，從來未見就這個DSE「市值」的問題作出說明。當大部分學生和家長期望政府出來「寫包單」（DSE的「市值」不動如山，並且已獲得海外一致確認）的時候，這個政府好像想反問大眾：你有過懷疑嗎？我完全明白，有關官員會覺得，既然海外升學系統沒有主動要求交代，難道我們需要主動向人家發問，他們會否修改對香港公開考試成績的認證嗎？主動提出只會自找麻煩，所以「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一切如常。這是目前香港政府施政在操作上很令人費解的問題——官員作出決定或行動時，好像假設市民大眾對政府仍有信心和信任，但現實卻是這個政府的權威與公信力早已「跌破底價」。政府的一舉一動只會引起猜測，建制派批評它只做表面工夫，實際上是不作為，而反建制的則以為一切都是另一套陰謀，處處提防。在沒有充分的準備工作和清楚解說的情况下，改動通識科會否拖垮DSE 的話題，一定會燃燒一段時間。而目前國際大環境對香港並不友善，隨時「小題」「大做」，弄假成真，DSE「市值」不保，事後要做補救工作，必定特別困難。

可以想像，社會上一定有種意見認為，通識科乃萬惡之首，應不惜一切，盡快「消毒」。所以，還糾纏於什麼可能出現的後果，而且還是庸俗得不得了的考分轉換的問題，實在是最不正確之思想也。

哪種考慮重要？讀者可自行決定。我最擔心的是，現屆政府施政的風格，是小事化大，自製「內爆式星火燎原」。有領導人認為過去的問題只是政策解說有時有所不足而已；這似乎是低估了現屆政府的破壞力。因為沒有預先評估民眾的憂慮，早作解釋，結果一發不可收拾，「見過一次都嫌多」。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署理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曾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主任及教授；亦曾任教於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早年獲取香港大學文學士及社會學哲學碩士學位，期後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呂氏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亦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除擔任多個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志願機構的委員外，亦有出任政府及專業團體的委員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