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柯偉林教授談大學言論自由的空間|本社編輯部

去年可謂正值香港大專院校的「多事之秋」。香港各大學紛紛上演有關言論自由的拉鋸，民主牆成為的學生擁護不同政治立場的戰場，學生言論層出不窮，校方屢次斥責學生衝擊言論自由的底線，哈佛大學教授、浸會大學本年度榮譽人文學博士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也略有所聞。對於言論自由底線的解讀，成為學生和校方之間一場苦戰。

尊重是底線教大事件令人沮喪

「哈佛大學對於言論自由有一套指引的。」柯偉林道。言論自由不等於可以為所欲為的絕對自由，行使這種自由的人同時需要讓渡出一部分權利來保障他人的基本權益，即使在全世界堪稱自由度最高的美國也一樣。柯偉林提到的哈佛大學文學院言論自由指引在1990年頒布，當中提到「大學是一個致力於理性話語的群體」，在這樣的群體中怎樣界定言論自由模糊的邊界從而保障發言者和聽眾的權益、社團舉辦活動的權責；若觸犯規則，指引中提及：「對他人的不尊重違反了大學的權利平衡，可以在現有程序下受到懲罰。」柯偉林道：「各社團都有權邀請嘉賓演講，只要不是暴力、恐嚇言論便可；再退一步而言，所有事情都應該允許，人們自己會有所思考和判斷。」回到香港的例子，關於教大民主牆事件，柯偉林直言是讓人沮喪的。木已成舟，與其譴責事件，他嘗試以一個旁觀者清的角度道出另一種看法：「至少，其他人可以去對這個非常不恰當的言論進行批評，這是一個公民社會的表現。」

柯偉林曾與中國黨校合作，參與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這讓他想起另一個言論自由的例子，他打趣說：「中共九號文件（《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列明，中國學校有『七個不講」』，但其實私底下人人都在討論，甚至討論得更熱烈了。」「七不講」包括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中國的言論自由雖在1980年代逐漸開放，但文件仍反映有關當局對校園可談及的話題有明確限制。「一所好的大學應該沒有什麼不可以講，要成為國際領袖，最好沒有額外的限制。」柯偉林道。

同情大學校長飽受政治壓力

近日，香港的大學也因限制校園可討論的話題而掉進限制言論自由的嫌疑中。學校在校園高舉「香港獨立」的旗幟，促使十大校長聯署聲明，明確港獨為違法言論，不可在校園討論，引起社會很大迴響。柯偉林認為港獨作為學術意見是可討論的部分：「現實中，在可見的將來，香港仍是中國的一部分。因此，討論議題應該為：香港如何在一國兩制下爭取自主空間。」柯偉林堅持言論自由是愈多愈好的原則：「即使事情發生的機會微乎其微，這些少數的意見也有發聲的權利。」大學面對收窄言論自由的指控，柯偉林卻認為校長十分尊重學生的意見和行動：「我很同情香港的大學校長。以佔中為例，校長受到的政治壓力實在難以言表，但他們都傾力維護學生的安全。校長主動處理事件，過程中沒有告訴學生應該說什麼，應該做什麼，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社會聲音多元化是許多知識分子樂見之事。自由伴隨權利和義務，也伴隨一些代價，有勇於發聲之士走上街頭吶喊心中所願是世界各地常有的事，而往往這種聲音在新聞報道中以傷亡數字告終。在這點上，柯偉林認為香港應該為自己感到自豪：「世界各地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運動能像香港這般和平。運動中沒有任何人在運動中喪生，沒有一個人嚴重受傷。」

保障自治學校自行籌募經費

面對不同社會壓力，學校要保持獨立自主更是困難重重，其中一個方法是資金獨立。「要辦一所好的大學是很貴的。」柯偉林道。在香港，大學得到政府強而有力的支持，同時保持院校自己的學術決定，十分難得。

柯偉林曾是香港大學檢討大學管制專責小組的成員之一。在政治氣氛緊張的背景下，他參與撰寫的報告書建議考慮取消特首任校監必然制、校監下放委任校委的權力予校委會等。報告中指出，《基本法》沒有列明行政長官作為必然校監的制度，有助保持院校的自治和學術自由，政府可通過其他機制向院校的撥款進行問責。「有錢總是好的，但也不能總是依賴政府，香港學校積極找私人捐募，中國則有四分一是民辦大學，而且質量非常不錯。」柯偉林道。

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簡介

國際知名的現代中國史學家，擅長從國際脈絡下檢視中國近現代歷史，尤其是商業、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狀況。現任哈佛商學院史賓格勒家族﹙Spangler Family﹚工商管理學教授、哈佛大學T. M. Chang講座教授，曾獲哈佛大學提名為傑出服務教授。目前擔任哈佛中國基金會主席，也是上海哈佛中心教師召集人，亦為浸會大學本年度榮譽人文學博士。

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哈佛大學，曾獲柏林自由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榮譽博士，曾經擔任德國海德堡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訪問教授，也是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著作著重從國際脈絡檢討中國的企業、經濟和政治發展。他也在企業經理人在職班開中國經商環境的課程，撰寫或合寫三十多個有關中國的個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