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對《香港華字日報》的考據心得

撰文：李海波（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傅斯年先生有句名言——史學只是史料學，這個口號式的主張雖然不無片面和偏頗之處，但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基礎性地位則是確定無疑的。具體到新聞史研究，倘若連創刊日期、採編人事、辦報方針、報紙所有權等基本知識都一團霧水，那麼無論詮釋如何冠冕堂皇，都無法令人信服。卓南生教授對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的新知卓見，之所以在中國新聞史學界「引起石破天驚的效應」（方漢奇教授語），並且被廣泛接受和推重，正是因為其觀點是根基於大量第一手權威史料的發掘、考證、辨析之上。甚至可以說，即便拋開觀點和思想上的建樹，僅以史料發掘而言，卓教授的貢獻也足以在學術史上留下濃重一筆。

 

 

中國近代的早期報刊，除了《六合叢談》等少數原件在大陸有所存留之外，大部分都已佚失。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戈公振先生曾專程趕往倫敦大英博物館查閱部分原件，在此基礎上寫就的《中國報學史》成為新聞史的奠基之作，被後來的研究者奉為圭臬，乃至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新聞史學界對近代早期報刊的研究未能發掘更多史料，只能重複戈公振先生的「定論」，其中不乏以訛傳訛的情況。恰恰是受戈公振先生和日本新聞學奠基人小野秀雄先生的啟發，卓南生萌發了前往倫敦查尋早期報刊原件的念頭，而且一發不可收拾，搜尋足跡擴及歐美、日本、港澳台等地，遍訪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圖書館，以及所到之處有名無名的藏書家，大大小小的舊書店。這種鍥而不捨的探尋勁頭，應了傅斯年先生的另一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香港樹仁大學黃仲鳴教授贊之為「卓南生精神」。

 

憑着這番艱苦卓絕的努力，卓教授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掘出了大量珍貴的早期報刊史料，例如備受關注的79份《香港船頭貨價紙》原件，這份中國第一份以單張報紙形式出版、雙面印刷的近代化中文報紙，以往新聞史學界幾乎未聞其名，直到卓教授踏破鐵鞋，才使得該報重見天日，暨南大學陳才俊教授讚歎道「不啻為一項人類重大的考古發現」。這套原件的發掘過程，本身便耐人尋味——《香港船頭貨價紙》及其易名後的《香港中外新報》都附屬於英文《孖剌西報》，卓教授多方打探，最終在美國 Essex Institute 圖書館（後易名為 Peabody Essex Museum）找到了1859年《孖剌西報》的兩冊合訂本，卓教授意外發現，79份《香港船頭貨價紙》被陰差陽錯地裝訂在其中一冊，於是這些沉睡百年的舊報刊終於再見光明。如果僅僅止步於查閱檔案目錄，如果不同時去仔細翻閱《孖剌西報》的兩冊同年份的合訂本，就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意外」發現。有趣的是，後來一位日本學者按圖索驥，也去該圖書館翻找，但卻無功而返，因為他只翻閱了其中一冊未將《香港船頭貨價紙》裝訂在內的合訂本。

 

 

 

《香港華字日報》的前身《中外新聞七日報》，同樣是由卓教授最早發現，同樣也是「意外之喜」。在此之前，這份報紙徹底失蹤，新聞史學界對此聞所未聞。卓教授在大英圖書館和香港大學圖書館翻閱其英文母報《德臣西報》過程中，意外發現從1871年3月開始的一年間，《德臣西報》每周六都刊發一版中文專頁，名為《中外新聞七日報》。而且，在1872年4月6日《中外新聞七日報》的停刊號上，該報刊登了一則啟事，明確說明該中文報將更名為《香港華字日報》並單獨出版。正是憑藉這條直接證據，再輔以其他若干間接材料，卓教授在1985年發表論文，推翻了戈公振先生及該報自身確認的「創刊於1864年」的錯誤「定論」。當然，卓教授上述的「意外發現」，看似偶然，其實也正是他長期探索與耕耘的必然。

 

卓教授在史料發掘方面的貢獻，遠非上述兩例可以囊括，對此新聞史學界早有公論。如今，卓教授再展光華，又發掘出《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初期400餘份原件，使我們得以更深入地研究這份近代早期報業史上的重要報紙，在此之前，對該報的研究僅能依靠前述「碩果僅存」的一份舊報影印本（第176號）。與此同時，該報一躍成為目前保存下來的最為完整的香港同年代中文報，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考察當時報業的整體狀況。實際上，同時代香港中文報刊原始資料的發掘，也大多離不開卓教授的貢獻。除了王韜主編的《香港近事編錄》迄今尚無原件面世之外，《香港中外新報》由卓教授發掘於劍橋大學圖書館，其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的發掘過程前文已述；王韜主編的另一份中文日報《循環日報》創刊最初的五個月報紙原件，也是由卓教授發掘於大英圖書館。

 

 

由於在新聞史料的發掘與考訂方面貢獻突出，卓教授被一些同人歸入「考據派」。對此，卓教授一笑置之。「我確實注重原件，但並沒有考據癖。」他說，「我一向強調，從事新聞史研究應該儘量依據原件說話，如果證據、資料不充分就妄下結論，通常是非常危險的。」

 

11月6日北大新聞學茶座上，面對來自北大及周邊高校的數十位年輕教師和學子，卓教授先在介紹完《香港華字日報》原件發掘的情況後，分享了多年來治學的心得和感慨。「找資料需要下硬工夫、死工夫，過程往往是曲折、漫長且孤獨的，很多時候像是在黑暗中踽踽獨行，不知道光明在哪裏。」他說，「比如當初我在大英圖書館，花了兩年時間亂翻報紙，當中有時一連幾個月毫無收穫，整天被挫敗感籠罩，那種日子非常難受。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出現了轉機，機緣巧合之下我有幸被破例允許到大英圖書館未公開的藏報庫中，找到了《循環日報》創刊初期五個月的原件。」卓教授淡淡地表示：「這些發現看來似乎是偶然，但其實是長期探究與耕耘的必然。」

 

卓教授對青年學子寄予厚望，「改善新聞史研究的學風，有賴於年輕人的努力。」他特別叮囑在座的學子，一定要踏踏實實，安心向學，應該先着手一些個案研究，而不是上來就寫通史，必須經過大翻書、亂翻書的階段，精細地發掘資料，在佔有大量史料和把握時代脈絡的基礎上，得出客觀可信的結論，「搞活新聞史研究，必須摒棄浮躁的學風，不能有投機取巧的心理」。

 

最近十年，卓教授在北大及青年學子身上投入了大量心血。2008年，有着光榮歷史的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恢復成立，卓教授成為首批受聘的十位導師之一，並兼任副會長。2010年，他從日本龍谷大學提前退休，把更多精力放在北大。研究會恢復以來，在卓教授和程曼麗教授的共同努力下，旨在培育年輕學者的北大新聞史論師資特訓班和北大新聞學茶座兩項系列學術活動持續開展，在學界和業界贏得交口稱讚。選擇在北大新聞學茶座同一群年輕師生詳述這項重大發現，正是出於同樣的情懷。

 

（按：卓南生教授最新研究論文，已以〈《香港華字日報》創刊初期大量原件的發掘與意義〉為題，發表在2014年第10期《國際新聞界》；香港近代中文報紙的精細考察，可參閱《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卓南生教授談新聞史料重大發現的意義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