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學者強世功：中國應從《逃犯條例》汲取的教訓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所引起的社會動盪持續近兩個月，是回歸22年以來中港之間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但遺憾的是，中國方面懂得對事件作出反省的，暫時看來，只有在政治立場方面較為保守的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教授強世功。他在6月15日的中信改革發展基金會「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中，發表題為 〈通過法律構建現代國家與全球秩序〉 演說的結論部分表示：

我們接觸和學習西方不到200年，中間還有知識上的斷層，所以我們對西方的理解依然很皮毛。批判美國的全球法律霸權很容易，但讓你建構起全球法律霸權試一試，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難。因此，我們對於美國建構的全球法律治理體系，不僅要持批判的立場，更要持虛心學習的立場，學習愈認真，才愈有資格批判。

修訂全面失敗 社會付沉重代價

他隨即以香港為例：大家都知道最近香港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政治爭議，我們在「一國」之內香港、台灣和內地之間的司法協助問題都搞不定，我們在「一國」之下治理香港彈丸之地都面臨如此巨大的難題，就知道我們距離全球治理有多遠。

這就意味着我們應該老老實實、更加虛心地學習。

眾所周知，強世功也是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主要執筆者之一，該白皮書是作為中國官方文件，首先提出中國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概念。

強世功在講座中，再沒有進一步闡述相關的難題，但對事件的背景稍作回顧，便不難理解。雖然《逃犯條例》修訂是「一國」範圍內的立法，但它涉及的包括至少內地、香港、台灣和澳門四地的法律互動和互信，這不僅是需要法律知識和技術上的運用，細緻的分析工作，還包括對民情和社會風險的準確評估。如懂得適當處理，修訂本身是一項可供中國學習和構建「跨法域現代法律治理」的試金石，但從今天所見，粗枝大葉的修訂卻造成今天的惡果，特首林鄭最終承認修訂工作「全面失敗」，社會還正在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虛心學習才是邁向強國之路

強世功在講座中同時提到，「今天中美貿易戰的核心是什麼？是法律，是規則，涉及到知識產權、WTO、反壟斷和政府補貼等法律問題，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規則問題」。

他續稱，「國家的軍事能力和財政能力固然重要，但要將這些能力從原始的、初級的野蠻能力，提升到各種精巧的、高級的、複雜精妙的能力，這就必須要具有法律技術的建構」。「今天的中美貿易戰恰恰讓中國思考如何面對全球法律治理問題」。

不久前他在一篇就《美國陷阱》一書的書評中表示，中美貿易戰折射出正在進行的中美衝突和對壘，不僅限於貿易、經濟、科技和軍事領域，也包括在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術手段來巧妙地解決問題的能力，面對全球化的今天，這特別是關於對西方法律的認識和運用。

因此，香港對於中國的發展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讓中國學習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也在於學習西方法律的運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更需要「虛心」承認，這是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真正大國不能繞過的道路。

可以說，從香港《逃犯條例》修訂以及從正進行中的中美貿易衝突所見，反映出中國在作為一個大國，在實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之處，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將內地的法制與境外法制的融合和運用的能力。

無獨有偶，這裏不得不再提出，內地和香港就《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早已在回歸不久便展開，曾任職中聯辦、港澳辦，和中央組織部法學博士馬正楠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銘暄一直以來提出警告，認為在解決移交逃犯問題上兩地存着不同的思維模式和政策取態。香港方面強調尊重「兩制」 的差異性，內地方面則要突出「一國」的主權性。這分歧短期內是難以消除，並有可能走向衝突。見筆者本年5月14日，發表於眾新聞，題為 《內地學者預視逃犯移交問題處理不當「會引發更多衝突」及建議》一文，不贅。

不幸的是，無論北京政府也好，香港特區政府也好，對《逃犯條例》修訂事件的錯誤不但沒有反省，還是沿用一貫的專制手段，對不同聲音進行打壓，以及將責任推卸為境外勢力的干預。《逃犯條例》修訂是一次融合內地和香港，以至外國法制的嘗試，誠如強世功教授所言，修訂工作的失敗「意味着我們應該老老實實、更加虛心地學習」，反之，難道訴諸警力，鄉力就能提高國家綜合實力，成為現代強國？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尹瑞麟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士，早年任職新聞傳媒、經濟政策研究及派駐新加坡。80年代初獲總部設於東京的國際政府組織 –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 委聘為國際公務員，在日工作11年，並取得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碩士學位，懂日文。回歸後回港任職「四大」之一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大中華區業務拓展總監，期間獲委任前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多年來在香港、新加坡及日本多家傳媒發表時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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