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與西方科學的結合是大前提

去年李光耀先生謝世，舉世的政要人物給他的評價之高是罕見的。從政治智慧與言論清晰這兩方面衡量，李氏達到的境界是我這個老人家平生僅見。是奇蹟，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在世界地圖上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到的國家。

 

人口500多萬，面積只有香港的六成多，毫無礦物，但人均收入達6萬多美元，是很不容易的成就了。新加坡靠地理與海港的優勢，為馬來西亞與東南亞一帶服務來賺取他們的可觀人均收入。其實在地理形勢的相對上獅城比不上香港。後者的經濟，在回歸前優於獅城，今天卻給比下去了。以人均收入看今天香港比新加坡低了美元1萬。北京善待香港優於馬來西亞善待獅城。要解釋為何香港節節敗退不容易，但我在1996年底就白紙黑字地推斷了這個今天大家見到的效果。（不知是誰最近把我昔日替香港把脈的言論再整理，打進網上去，兩家在內地的大學以為是我最近才說的，邀請我去講話，我無以為應！我今天對香港的看法有了改變，認為翻身不會太難，但各方利益所在，不說為妙。）

 

 

李光耀是個憑政治智慧而集中於搞好一個小經濟的人。他也信奉優生之說。以數鈔票來衡量成敗，從新加坡面對的局限看，我們要站起來。李氏對言論自由的約束，尤其是學術言論的約束，可能比中國為甚。多年前我跟那裏掌管大學的人士傾談過，以經濟學為例，大學可教的內容約束我在其他地方沒有聽到過：教授竟然沒有選擇課本的自由，而題材什麼可教什麼不可教當時我懶得聽下去。新加坡的大學顯然不是要搞什麼思想創作，而是要集中於訓練或培養市場有價的「工程師」。不知今天他們怎樣處理，但不久前聽到，那裏的大學從美國聘請初出道的助理教授，薪酬比香港的高出很多——只是聽到，沒有考證。新加坡的瑣碎管制多得離奇，是否可取見仁見智。例如1992年他們立下法例，舉國禁吃香口膠，十年後惹來國際政治的麻煩讓我發表同學們讀得開心的《香口膠的故事》。又例如那裏的汽車、三輪車、行人等可走的路的時間約束變化多，使我想到做新加坡人要有很好的記憶力（一笑）。鬼子佬有一句戲言，稱新加坡為 a fine city——fine 者，罰款也！

 

 

大約30年前，北京一些朋友說他們考慮搞新加坡模式，問我意見。我說千萬不可，因為李光耀當時正在推行的仿佛是赫胥黎筆下的《美麗新世界》，但中國的局限大為不同，不需要那樣做。那時北京的朋友還沒有聽過赫胥黎，而我只是依稀地覺得李大師搞的有點像該美麗新世界，不好多說。

 

今天回顧，李光耀選走的路不一定錯。這是因為新加坡是一個沒有自己文化的小國，位於政局歷來不穩定的地區，集中於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我們不應該反對。這方面李大師辦得近於奇蹟地好。目前新加坡的人均壽命逾84歲。

 

相比之下，中國不僅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其厚度冠於人類，經濟發展是不應該集中在物質享受那方面的。兩個原因。其一是我曾經在《收入與成本》分析過的《聖經》描述的伊甸園的經濟，雖屬虛構，但描述的有說服力。在該園內，亞當與夏娃享受着的全部是消費者盈餘，沒有市價，所以國民收入是零，其經濟增長率永遠是零。在那樣的地方說什麼國民收入，論什麼經濟增長，是發神經。

 

這就帶到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方面。中國面對的局限當然不是伊甸園——除了印度，中國可能是離開伊甸園最遠的地方。然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多彩多姿，大可享受，而除非你要親自收藏一些文物，享受中國的文化彷彿是進入了另一個伊甸園，只有消費者盈餘，沒有市價。從自己的文化或文物榨取的龐大收入可沒有算進今天亂算一通的國民收入中。發掘古文化或文物所獲的其實也是國民收入的增長，但官方的數字可沒有算進去。午夜思迴，有時我覺得北京是過於重視從西方引進的計算國民收入的方法。

 

 

2006年我為文建議北京儘早打開秦始皇的陵墓，好讓中國的國民收入跳升一點。讀者嘩然，贊同者無數，可惜北京置若罔聞。今天老人家對中國的文化多認識一點，認為武則天的乾陵遠比始皇陵墓重要。打開乾陵，門票人民幣1萬不少人會排隊，代表着國民收入跳升；不收門票炎黃子孫就變作阿當與夏娃，獲取的消費者盈餘會遠高於門票的收入，但國民收入不會算進去。

 

 

不久前對一位朋友說我相當肯定，唐太宗以「一字千金」收購的數千張右軍墨寶，包括《蘭亭》，應該全部慎重地放進了乾陵。這是因為王羲之在生時非常大名，「一紙黃庭換白鵝」是當時舉國皆知的典故，但為什麼一紙真跡也沒有傳世呢？太宗當年請人雙鈎的羲之作品今天有八張傳世之多。一張真跡也沒有顯然因為太宗集中收藏。太宗自己的書法寫得好，他的兒子高宗的書法更好，而武則天是個才女。這三個權傾天下的人是書法迷，集中地收藏了羲之的字，極端慎重地保護，應該是我們今天不見一紙真跡的原因。據說乾陵沒有被盜過。集中地慎重收藏可以有毀屍滅的效果，中外皆然，我為這個有趣的現象考查很久了。

 

同學們要選擇新加坡的人均收入6萬多美元呢？還是人均收入3萬加上可以享受中國的文化？我自己會毫不猶疑地選後者。因為局限的約束，前者我們不容易達到。後者呢？我認為只要北京懂得怎樣處理，達到不需要20年。我遠沒有林毅夫說的——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保八20年——那麼樂觀，但算進中國的文化寶藏，我卻又比他樂觀了。我只是恐怕北京不懂得怎樣做。

 

無可置疑，中國今後的發展要把自己的文化傳統與西方的科學傳統結合才會有大成。這裏我說的是科學，不是科技。當今之世，要搞起科學，沒有一個優良的大學制度是難以成事的。

 

我們不用水晶球也可以斷言，由於中國的崛起，中、西雙方大事結合是早晚的事。從歷史回顧那方面衡量，中國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是炎黃子孫的一個障礙，但我認為長遠一點看，這大事結合中國是佔了優勢的。我們有兩方面的優勢。其一是在文化上的結合我們是佔了很大的優勢，而科學的結合不可以沒有文化結合的支持。今天，懂英文的中國同學遠比懂中文的西方學子多，而我們欣賞西方的藝術遠比西方欣賞我們的藝術來得有深度。別的不說，今天中國有三位彈西方古典音樂的鋼琴演奏青年，在西方走紅，其中一位名叫王羽佳的女孩子，對西方古典樂曲的闡釋達到了頂級水平。在鋼琴技術上彈得神乎其技的中國青年遠不止三個，但在西方古典音樂的闡釋上王羽佳是達到了西方品嘗者要求的最高水平，而她只有20多歲。

 

反過來，我們沒有見過一個西方人可以寫中國的詩詞，或畫國畫，或彈古箏，或唱京曲，而可以達到師級的水平。西方漠視中國的文化或藝術是漠視得太久、太久了。他們今天要付一點代價。

 

第二方面中國佔優的，是上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因為越戰而引起的學生運動與反權威，使美國的大學運作一直在走下坡。今天更不妙，西方的大學經費不足，研究金的短缺導致一些生物學者考慮申請到中國來。再者，若干年前美國的大學取消教授退休的齡限，我的一些舊同事教到80多歲，這使不少後起之秀不能在大學找到安定的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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