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過去20多年回歸時期,撇除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特區政府與建制派議員的表現,連差強人意的要求亦達不到。沒有反對派議員,他們會勵精圖治,抑或更得意忘形地怠慢職守呢?

9月底傳來噩耗,幾乎不敢相信深圳大學國世平教授突然因急病撒手人寰,英年早逝,離我們而去。國教授是中國少數真正了解一國兩制精粹的學者。

世上沒有一個政府會接受一個不認同國家基本體制的人來當議員。美國就不可能讓一個想在美國建立伊斯蘭國的人來當議員。同樣理由,中國政府亦不會容許那些抗拒回歸,不接受一國兩制的人當議員。

政府宣布,根據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議案,4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及梁繼昌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民主派召集人胡志偉宣布泛民集體總辭。

一國兩制的基本格局沒有變,「長期繁榮穩定」是香港必須維持的狀態,更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在國家建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提升自己,更有作為。

當市民對政府不信任,認為政府凡事背後都有一個「鄭子誠陰謀」的時候,全民核酸檢測最後是否得到全民配合才是該政策的最大障礙。

香港在這幾十年對祖國經濟改革的貢獻,是依賴一個成熟而演進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承載它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香港的一國兩制,最終應該與優良的中國傳統文化殊途同歸。

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史無前例被押後無期,讓特首與內地相關部委先商討若干事項,反映香港今不如昔的地位。這個情況令我生起香港融入深圳的想像。

亞洲金融集團及亞洲保險總裁、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先生應邀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舉辦的「團結卓爾論壇」,分享了他對塑造未來新視野的看法,透過畫作表達他對政治、社會議題的看法。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的發展戰略定位包括依託香港的自由開放經濟體,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體制,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

深圳正全力、受舉國之力建設一個新型的城市與社會,作為全國的示範。香港在「一國兩制」、市場一體化的條件底下,與深圳合作,以此推動發展。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反修例抗爭撕裂社會,市民因為政見走向兩極,對相關案件的裁決特別關注,當中有些裁判官的言論或裁決惹起爭議。

台灣當局並不急於處理陳同佳案。港台兩地政府之間矛盾多着;讓陳同佳自行前往台灣,便宜了港府,台灣當局沒得到什麼好處。

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已經實行23年,對兩岸三地有什麼深遠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指出,一國兩制只是法律上的東西、政治的語言,你怎麼可以把它轉化為一個操作規則一種管理詞彙?

近年不少老師和學生質疑自己的國族身份,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校長就此提出「五國」理論。他認為香港教育素質與國民教育關係緊密,面對鄰國教育產業漸趨發達,我們不進則退,需要完善五個國民教育範疇。

中國內地疫情得以在短短半年內受到控制,經濟與社會秩序正快速復蘇。我們也觀察到,科技對大健康領域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在醫療領域的融合創新應用正在加速地進行。

三權分立,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局要把這個課題刪除,因為政治不正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體,互相制衡、司法獨立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悲觀,是因為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歸根究底也是跟民主發展比較緩慢有關,而最不幸的是現在民主發展正在倒退中。倒退是不是單單北京的問題?我認為不是。

香港這種政治兩翼同時民粹化的情況,在其他民主社會也相繼出現,不過相對於其他地方,筆者認為香港的情況尚未絕望。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美蘇冷戰年代,香港和西方關係如魚得水,因而成為得益者,現在進入「新冷戰」時期,中國和西方國家再次陷入對立,香港能否在這個歷史時刻再次發揮獨特角色?

曾鈺成認為,現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不論是泛民跟中央的關係,還是建制派跟泛民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回歸以來最差的了,但這也是可以改變的。

曾鈺成認為,香港最好的情況,用中央的說法,就是「一國兩制」重回正軌。這需要雙方重新建立共識,重新建立互信,始終要人心回歸。

政治這事有時候是不能完全按我們的理性進行的,看來我們香港的局面可能要壞到最壞的地步,就像廣東話說的「衰到貼地」,我們才可以反彈、覺醒,才能明白我們的路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一定要改變我們走的路。

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的確是過分寬鬆,所以現在才有這個二次回歸的說法。

近年一國兩制受到衝擊,加上中美貿易戰令局勢更為複雜。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香港大學前校長王賡武教授認為,回歸前沒有清楚詮釋一國和兩制的地位,造成誤解和雙方互不信任。

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單方面暫停或終止三條雙邊協議,包括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人以及國際船運所得收入的雙重課稅寬免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