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是下官的首要工作。不管上級的指示是否合理，也要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原因很簡單，因為完成不了任務，馬上受罪的是自己。
2020年的香港經濟表現告訴我們，只靠內循環的話，香港將會大衰退。
在中國飛速發展的今天，愈來愈多的香港年輕人有機會在內地城市尋求發展機會。中國良好的創業及創新的氛圍使得香港人可以透過這些機會完善自我、獲取新的知識，更能拓寬眼界、培養全球視野。
林鄭月娥說，外媒在報道香港時並不客觀持平，特區政府要修補國際形象。修補形象，要弄清楚為什麼人們老是信他們、不信你。
《信報》前總編輯、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在《紐約時報》撰文，認為香港新的民主運動會變得不穩定，像李小龍所說的Be Water，沒有領袖，也沒有名字，卻有韌性和鬥志；規模不大，卻會悄悄地生存下去。
台灣現在想爭取的，已不是正式代表中國。台灣只是中國的一個島，世人不會接受它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大陸。但台灣想爭取與世上更多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可以公開地建立正規的合作交往。
《施政報告》迴避了深層次矛盾的核心問題，以為着重經濟、民生就可以用時間換空間，把一大堆根本性問題掃入地氈底。
空言「參與者」和「促成者」，卻提不出令人信服有效的政策措施，此中關鍵之處是香港怎樣定位。既然《施政報告》標題是重新出發，但怎樣重新，又怎樣出發呢？
在「一國」的前提下，愛國者治港的方針也屬理所當然。值得思考的地方包括「治港」的定義，以及在顧及實際情況下，有多少酌情或彈性處理的空間。
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是中央政府一貫堅持的要求。「雙十一決定」是對立法會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項措施，把治港者要愛國的政治要求變成法律規範。
香港經濟進入空前低潮，要重新思考、重新啟動。深圳、新加坡、韓日都在高速發展。各個城市有其優缺點，香港有一國兩制，不管是怎樣的爭論，都要發展。
香港位居華洋商貿要塞，向來是國家經濟內外循環之交接橋。假若轉入國家內循環，變成與內地各都市（如深圳、廣州、上海等）直接競爭，本身「亞洲國際大都會」（Asia’s World City）之優勢何以發揮？
在過去20多年回歸時期，撇除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特區政府與建制派議員的表現，連差強人意的要求亦達不到。沒有反對派議員，他們會勵精圖治，抑或更得意忘形地怠慢職守呢？
9月底傳來噩耗，幾乎不敢相信深圳大學國世平教授突然因急病撒手人寰，英年早逝，離我們而去。國教授是中國少數真正了解一國兩制精粹的學者。
世上沒有一個政府會接受一個不認同國家基本體制的人來當議員。美國就不可能讓一個想在美國建立伊斯蘭國的人來當議員。同樣理由，中國政府亦不會容許那些抗拒回歸，不接受一國兩制的人當議員。
政府宣布，根據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議案，4名立法會議員，包括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及梁繼昌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民主派召集人胡志偉宣布泛民集體總辭。
一國兩制的基本格局沒有變，「長期繁榮穩定」是香港必須維持的狀態，更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在國家建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提升自己，更有作為。
當市民對政府不信任，認為政府凡事背後都有一個「鄭子誠陰謀」的時候，全民核酸檢測最後是否得到全民配合才是該政策的最大障礙。
香港在這幾十年對祖國經濟改革的貢獻，是依賴一個成熟而演進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承載它源於西方的核心價值。香港的一國兩制，最終應該與優良的中國傳統文化殊途同歸。
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史無前例被押後無期，讓特首與內地相關部委先商討若干事項，反映香港今不如昔的地位。這個情況令我生起香港融入深圳的想像。
亞洲金融集團及亞洲保險總裁、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先生應邀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舉辦的「團結卓爾論壇」，分享了他對塑造未來新視野的看法，透過畫作表達他對政治、社會議題的看法。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的發展戰略定位包括依託香港的自由開放經濟體，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體制，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
深圳正全力、受舉國之力建設一個新型的城市與社會，作為全國的示範。香港在「一國兩制」、市場一體化的條件底下，與深圳合作，以此推動發展。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去年竟有高等法院法官李瀚良公開參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聲明，我認為其行為懷有強烈政治信念，欠缺司法情操，影響社會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及觀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該適時處理，作出勸喻及提醒。
反修例抗爭撕裂社會，市民因為政見走向兩極，對相關案件的裁決特別關注，當中有些裁判官的言論或裁決惹起爭議。
台灣當局並不急於處理陳同佳案。港台兩地政府之間矛盾多着；讓陳同佳自行前往台灣，便宜了港府，台灣當局沒得到什麼好處。
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已經實行23年，對兩岸三地有什麼深遠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指出，一國兩制只是法律上的東西、政治的語言，你怎麼可以把它轉化為一個操作規則一種管理詞彙？
近年不少老師和學生質疑自己的國族身份，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校長就此提出「五國」理論。他認為香港教育素質與國民教育關係緊密，面對鄰國教育產業漸趨發達，我們不進則退，需要完善五個國民教育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