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故宮在揭幕前,經已向學界展開多場諮詢,反應熱烈。在大眾翹首以待揭幕開放前,或許要作深度思考,北京故宮的首個外展場館,珍藏稀世,為何獨鍾情香港呢?

筆者認為,到內地掛職,是改變香港公務員文化中根深柢固的殖民地政府官員心態最好的辦法。

按《基本法》,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忠誠實施資本主義制度,不應干預市場,包括廣播業內的商業決定。政府以某個界別利益為由,用公帑干預市場,又不容港台參與,難不惹人憶測。

沒有一個制度是十全十美沒有瑕疵的,想當初香港在回歸前才落實的選舉制度,也只是實驗,要經過實踐才暴露流弊。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本社第三屆財經峰會,指出「十四五規劃」強化香港對內地的傳統功能,加入新的內容,與大灣區合作互補。他強調,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深圳、澳門等政府會緊密合作,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認為,電子商貿、數碼經濟是契機,可以令我們做到無遠弗屆。同時,我們要把傳統產業科技化,亦要把大學本身的科研項目成功產業化,香港才能在創科有一個發展機遇。

北京相信,即使初期仍有一批人會投白票,但隨着時間的增長,投白票的人會愈來愈少。反對派要扭轉這種趨勢並不容易。

中央是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希望香港仍然是一個保留許多與內地不同點的特別行政區,但一定不可以變成威脅國家安全、破壞國家利益的地方,兩者之間要找一個平衡點。

香港人身份的獨特性就在於一國兩制。因此我們需要好好思考「中國香港人」身份的內涵和培育條件,特別是為了延續一國兩制的生命力。

法律以外,香港有別於內地的新聞自由更是一國兩制的信心保證。

可以用數字學回顧特區過去和預測香港前途嗎?答案是可以的。

我相信,吳靄儀這篇法庭演詞會成為香港一國兩制歷史一個重要印記。我更希望,她對維護法治終生不渝的立場和理想,可以對不少今天在位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人員,發揮醍醐灌頂的作用。

特首在海南出席博鰲論壇時表示,「香港是海南的重要外資來源地,我們不難找到在香港和海南都有業務的企業為青年提供就業機會。我希望很快見到香港青年到海南實習、就業、創業,享受椰林樹影和港人喜愛的海南雞飯!」

美國代表團訪問台灣,揭櫫了拜登政府領導下的美台接觸的新時代。這次訪問達到表明美國在安全、防務和經濟領域重視台灣的目的。

香港金融成就與政治體制無必然關係。關鍵是市場公開、公平、公正,受到各方認同。一國兩制及兩幣乃相輔相成,貫徹自由資本市場,延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傳奇,發揮人民幣離岸中樞功能。

如果實施《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只是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的短板治標手段的話,那麼「二次回歸」應當是治本的目標。

新選舉制度會為香港帶來什麼新變化呢?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教授認為,原來的路線圖窮途末路中央需要出手,新的路線圖未說明仍有很多變數,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因人而異。

泛民把香港弄成這個樣子,現在卻想一走了之,他們怎對得住香港人?

在一國之下,保有不同意見,按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採取合適的管治方針,這才是最崇高的管治模式,讓人類社會得以百花齊放。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國兩制會提前結束嗎?中央政府會出動駐港解放軍嗎?昔日的六四事件會在香港重演嗎?

香港將改變原有的選舉制度,壓縮選民直選空間。港官稱,這是走出「政治泥沼」之路;許多港人卻認為,這是民主的倒退,全民普選將遙遙無期。

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製造社會深層次矛盾和擴大貧富懸殊,中央領導對此表示關注由來而久。除了澄清錯誤引述外,政府更應該用事實證明,本身是有能力去解決中央關注的房屋問題,毋須中央幫忙。

從茲事體大的控疫到芝麻綠豆的控煙,民望淨值長期負數的陳姑娘一直都一意孤行拒絕跟黨走。比思摩爾的股價還要低的食衛局局長民望,再次確認末代港督的憂慮: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如果我們相信「一國兩制」的初衷是制度間互相學習和展示北京對治理國際大都市的能力,無論被冠以「完善」或「倒退」之名,「港版國安法」的客觀效果是大幅引入中央的直接管治。

有人擔心愛國者的定義模糊不清,其實愛國者的底線是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那是每個市民應有之義。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公務員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公務員,也是國家治理體制中的公職人員,具有雙重身份。他相信,完善本港的選舉制度後,將有利吸引有能力、有抱負的人加入政府。

北京意識到,反對派正有步驟地奪取香港未來的主導權。中央政府怎能掉以輕心?所以必須完善香港的選舉方式,以確保香港的管治權不會落入西方代理人手裏。

2020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與科技基礎建設有關的全球排名,香港由2019年的第18位上升至第7位。薛永恒鼓勵香港青年人更全面透徹地認識國家,從而為國家培育更多創科人才,也鞏固香港地位。

從2017年《施政報告》首次提到「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可見不同層次的身份認同,在香港教育發展中形成多重的糾纏。到底教育局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才導致今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