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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人、後做事」說容易，但踐行非常困難。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廠」，塑造出各種「帽子」，人本身沒有價值，價值在於「帽子」。在這裏，人不是目的，而僅僅只是工具。

今天的職場老手，回想那些年初出茅蘆時的沮喪和惶惑，應能感同身受。所以當我們看見新手有着自己當年困頓的身影時，還請暫停抱怨，把握機會挺身而出，通過言傳身教，好好負起師兄師姐的責任。

我在1992年離開麥肯錫，加入了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為公司開拓中國的業務。在30多年後，馬文·鮑爾先生的價值觀和思想依然指導着我和高風諮詢團隊每天的工作，我想這就是「諮詢精神的傳承」。

愛孩子和逆流而上的校長，已不常見，還具備知人善任的品質，更是十分難能可貴的。莫校長信任同事，願意賦權給校內同工有更加多的發揮機會和空間，使行政管理組織上更有彈性和靈活性。

預算案建議，撥款預留約3億元建立數碼企業身份平台，便利企業身份認證及核對簽署，加快它們數碼轉型；推動數碼共融，在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撥款1億元，為長者提供數碼培訓課程和技術支援的項目。

人與人、國與國間的交往亦然，沒有信用，言行不一的，如何能被人信賴？如何能成為可靠的夥伴？君不見這些年來，美國如何脅迫與利用盟友？所以美國的外交，如何能贏？

舊香港已死縱是事實，大家應該着眼新香港該如何再出發，這才是務實和積極的態度（很可惜眼下全世界的政客都嗜賣糖衣假話）。

說實在，區區有本難唸的經，如何唸得好，從而化成建設社區的力量，利民也利港。「區議員在做，選民在看，真的假不了」，投票日，齊齊認真參與，香港你我他，大家都有份。

良好的國民教育，便是教國民怎樣看待不懂的事情，結果決定國家能否富強。在郵輪上看着那些西方來的70、80歲的阿伯阿婆，對什麼也興致勃勃的問長問短，這便突顯了人家國家的教育制度成功之處。

當跨國企業認為他們在香港可以建立區域中心時，這無形中亦會給香港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特別是在複雜環境中所需的戰略規劃和思考能力，以及帶領大規模團隊（往往是跨界）的領導力。

香港風雲再起，或許再次印證了那個有名的「門窗理論」：當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同時也會為你打開一扇窗。香港的失去，焉知不會在另一方面有所得呢？ 

多少年來我們都相信，專家治校、院校自主、自由開放是本地高等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不能因為一場政治風暴，就把香港高等教育賴以成功的支柱毁於一旦。

發展教育產業，設立中學生簽證制度，有計劃地引進境外學生，一方面可應對生源不足情況，提升中學及大學的學生素質；另一方面也能夠為本港社會人才不足提供解決方案。

雖然大多數人會認為太多人去新加坡搶貴樓價，新加坡政府唯有加印花稅來阻止外來人去新加坡買樓。加印花稅來阻止外來人口移入的想法可能有所誤會，真正的目的是阻止已經移居新加坡的人賣樓離開。

到目前為止，大灣區人才交流的政策措施仍未完善地建立起來。事實上，人才流動對於大灣區的發展非常重要，而要大灣區人才流動順暢，必須有一塊重要的基石，就是專業資格互認。

近八成受訪者認為公關行業在後疫症時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為招聘及挽留人才；同時，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後疫症時期的公關人才必須掌握危機管理及數碼傳播兩大主要技能。

香港的創新科技領域具相當優勢和充滿機遇，唯我們也正面對很多挑戰，包括金融業過於強大、營運成本高、市場小、教育制度和社會文化反創新等。本文旨在分享洪為民教授對香港創科發展面臨什麼挑戰的分析。

港府推出樓市辣招迄今十餘年，樓市成交萎縮，但「量跌價不跌」的現象直至近年，因受疫情影響才見樓價回落，證明透過樓市調控政策來壓止樓價攀升是無濟於事。

香港是創新者開拓內地市場的橋樑，有利促進國家「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本文旨在分享洪為民教授對香港創科發展的分析，包括優勢和機遇，如推動新型工業化，發展醫療及生物科技和培養、吸納人才等。

面對激烈的國際人才競爭，特區政府也開始實行一系列「搶人才」政策。然而，香港人才計劃的效果受到兩方面限制，一是競爭力不足，二是香港產業單一。大學擴招正是突破香港人才瓶頸的最有效辦法。

保協大灣區委員會於3月30日至4月1日一連三日舉辦南沙及深圳訪問團，進一步推進保協大灣區委員會與大灣區（南沙）後援基地落地項目的相關事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隨着全球經濟重心西向東移，中國和發展中的亞洲經濟體持續發展、科技應用和創新不斷向前，以及中產階層隨之擴大，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動能將進一步增強，貨物及服務貿易和人員來往將大增。

嶺南大學3月30日與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舉行戰略合作框架協定簽約及掛牌儀式，於深圳前海成立「嶺南大學文化與創意研究院」，嶺大亦成為香港首間大學正式掛牌落地前海，並正式實體運作。

在五大人格特質中，「嚴謹性」是最能預測整體工作表現的指標。不過，基於以下幾個理由，把認真負責視為最重要評估指標並不妥當。

大灣區是國家戰略，香港有鼎力共建的責任不用贅言，從近水樓台的角度看，對香港今後的發展，也是只有百利。東莞得益於深圳高科技和創新科技的外溢效果，值得香港深究。

既有曲折和波折，倒不如從中探索「折而後生」之道，從「折理」悟出哲理；香江如是，粵劇也如是，不要傷心人別具懷抱。

這次市場之所以可以逆轉，動力來自中國的政策轉變。市場預期這些策略上的改變，會對中國與香港都有好處。但要香港經濟在整體上得到改善，還有更多因素。

國際競爭的風雲，國際城市的香港，教育前路必須「保量提質」，全港教育同工是任重道遠，實體上課，實體的全人關懷，以之歡迎在內地的港人子弟全面返港就讀。

大學作為重要的社會貢獻者，其存在的價值就在於能夠相對獨立於政治、宗教和經濟的掣肘，以中立和超然的姿態提供高等教育，以尖端知識和科技創新造福社會。因此，要維護大學的運作，必須保障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

盧煜明教授認為，香港有優良的科研資源及紥實的科研基礎，多年來累積了不少具影響力的科研成果，也出產了很多出類拔萃的科學家。但是，如何把科研落地轉化為對社會有效益的技術和產品則極為關鍵。

走了這麼多學生，香港會否有足夠人才應付將來社會的需要？如此嚴峻的局面，教育局怎能放手讓個別學校自己面對？學校又可以如何面對？教育局提出的「軟着陸」，具體政策內容是什麼？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周赴京述職，周日（12月25日）專為《大公報》撰文，認為香港正處於「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特區政府日後將聚焦三方面的工作。

作為一個香港出生的人，我知道這個城市有許多好故事可講。但是，作為一名報道2019年社會動盪事件的記者，我知道如果不承認仍然遍布這座城市的不滿暗流，就無法講好香港的故事。

當君子的特質展現在企業家身上時，他們會比社會企業家更懂得經營企業，會比良心企業家更能發揮社會責任。他們利人、利他、利天下，求人和、世和、心和。在筆者高希均眼裏，鄭崇華便是這樣一位君子企業家。

談到香港的競爭力，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不必過於擔心香港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但地緣政治情況複雜，預計外部勢力抹黑香港的情況會持續，當局會研究能否仿傚新加坡設立《假新聞法》，應對刻意抹黑的失實報道。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香港生物醫藥創新協會周三（11月23日）發表「香港生命健康產業發展研究」數據，結果顯示，近四成港企及大灣區企業有意在港投資，唯香港缺乏多元人才，推動生命健康產業將科技成果商品化。

隨着世界各國已把眼光放在疫後發展，競逐中高科技高端人才勢所必然，特區政府需要摒棄過去的概念，以全新的思維理解人才的定義及需要，才能制定具前瞻性、具競爭力的政策，吸納世界人才來港發展。

過去三年，港深兩個城市最具體的向對方靠近和示好的行動，無過於深港前海合作區擴大，以及香港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兩者在發展面臨什麼挑戰？有什麼可預期的前景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