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智慧的國民，才會有智慧的城市。但在共產黨管治下，國民太智慧便會多念頭，成了統治者的燙手山芋。

我從來都不是獨派，但是你怎能用道德說服我港獨不是一選項呢？余杰引用了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的歷程，來支持他覺得獨立關鍵是人，而不是經濟或軍事實力。我欲辯但無言。

美國看待香港的問題，端看中美關係走到哪個點，美國需要些什麼；中國覺得是香港過繼的，13億人才是北京一手扶養長大的親生子。

已故總理周恩來在195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過了大半個世紀，依我看，中共今天最需要的是「管治現代化」。

運動轉瞬又是一年，勇武派成功將香港帶進全球的視線，但到了今天，堅持勇武的邊際利益是否仍在呢？

香港現在需要的領軍人物是韋小寶，機智的韋爵爺既被康熙賞識，但又是天地會頭領，這種吃裏扒外才是香港人的真本領。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卷問考生：1900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參考資料後，這你是否同意這說法嗎？這條值8分的問題，我覺得放在通識科可能更加適合，但教育局的反應，絕對是「小題」大做。

港交所（00388）總裁李小加曾說過：過往任職投行，出差頻密，很少機會長時間留在香港，倒是加入港交所後，留港時間長了，開始認識中環以外的香港，有次走入九龍探秘，感覺新奇。他應該也算是一個香港人。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未退，但不同地方的人民和輿論已經不斷給政府打分。中美兩大國在抗疫上都有惹人批抨的地方：中國官方疫情初期是否知而不報？華府是否起初掉以輕心？都是兩地政府的死穴。

希望瘟疫能令人類重新檢討與地球的關係，一直以來大家都覺得人類是地球的主宰。新冠病毒帶給「萬物之靈」那麼大的傷害，是一個警號。

第一波由流動性引發的拋售應該已經過去，然而，疫情對經濟的全面影響，大家仍沒有把握，所以在今天要撈底的「價值投資者」，是賭博多於一切。

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我們願意付出的經濟代價又是多少呢？

瘟疫現在已經是地球的問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客肯定會利用這機會為自己加分。但我更喜歡那天在雜誌上看到王昌齡的兩句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香港現在面對的一個主要管治問題是市民對香港警察欠缺信心，而很多警察心目中，他們的老闆是警務署長或特首，而不是市民。這是大錯特錯的。

紙媒的影響力和經濟價值，今天已經江河日下。華人報紙由盛轉衰僅是一世紀的事，互聯網今天的普及性毋庸置疑，但我估計它的顛覆性亦會很快由燦爛歸於平淡。

中聯辦和港澳辦的領導齊齊換人，筆者覺得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亦顯示香港富豪跟北京的蜜月期將會正式告終。習主席希望中斷過往兩辦與香港富豪的互通私款。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警察足球隊和明星足球隊的聯誼飯局，聚會錄影帶在網上瘋傳，鄧炳強被批判。如果他不是警務處處長，會有那麼多人關注嗎？

那天和朋友討論武漢肺炎對共產黨的管治影響，座上有深黃朋友覺得這是共產黨下台的先兆，我比較保守。

政客碰到人命攸關的問題，常常掛在口邊的都是「一個也不能少」，但他們心裏面真是這樣想嗎？登上權力高峰的人，因為對權力的戀棧，很多決定都是政治因素大於一切。

美國消費指數強勁，但全球另外兩個主要經濟體歐盟和中國的經濟都面對很多挑戰，美國能否獨善其身，甚至藉以支撐全球的資產價格，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中央會覺得香港的疑似「港獨」思維會產生漣漪效應，助長疆獨、藏獨、台獨、甚至蒙獨，弄得不好，習主席成了「五獨教主」。所以，必須治香港反對派以重手段。

在一國兩制下，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港的最高權力機構，坊間一直有「中環不亮西環亮」之說。特別是中聯辦的架構和花費近年急劇膨漲，那麼大的衙門，如果連準確反應民意也做不好，實在說不過去。

「裝修」藍店和破壞商場，今天，除了肯定抗爭仍然存在外，意義不大，是時候勇武示威者反思己方行徑是否與左派無異。

擁有一頭捲髮圓臉孔大眼睛和濃密鬍鬚的愛因斯坦，應是最廣為人知的科學家。愛因斯坦（1879-1958）一生曾經持有多個國籍？

有人說這次英國大選是戰後英國最重要的一次選舉，擾攘多年的英國脫歐由此進入直路。這次選舉令我反思香港剛剛舉行過的區議會選舉，兩者甚多雷同之處。

我期望有一天大家除下面罩，不用狗和曱甴的標籤，做回一個香港人。

當我聽到佔領者志高氣昂地說：「對不起，我們帶給大家不便，但請相信我，我會將帶給大家一個更美好的社會」。這是一個何等高尚的理想，但這是一個短期內可以實現的目標嗎？

6個月前的示威者是謙卑的，策略是聰明的；今天很多事情，例如毆打貨車司機、高空擲物傷及途人、不容許大陸學生唱國歌，都削弱我們的籌碼。

毫無疑問，香港是處身於一個大時代，但是小市民依然要繼續他們的生活；上班的上班，談戀愛的談戀愛，失戀的失戀。示威像愛情般，沒有感情是永遠忠貞不移的，包括擁有道德高地的抗爭。

認清大陸13億人大部分正在享受經濟起飛好處，他們的民意左右共產黨領導人的決定，影響治港政策。所以抗共不代表抗陸，在不影響本心下，我們毋須要製造一些於事無補的矛盾，「裝修」中資機構亦有違公平原則。

香港人爭取民主挑動不了中國的民情，習主席可以放心。但中央在香港霸王硬上弓，卻令國家在全球輿論失分，影響中國在全球的布局。

我說，我們要忠於真相。沒有比這更重要，唯有忠於真相，我們才能夠拋開成見，重新上路。

很多人問我：「外資會被嚇跑嗎？」我的「外資」定義是包括所有不是香港的資金，所以也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

結論是不同背景的泛義中國人愛國，都有不同的功利考慮。

反修例運動曠時日久，政府一方似乎接受短時間事件不會平息，而香港的經濟正在被蠶食，政府和商界肯定是在盤算對策，亦要為最壞的情況打算，包括如果美國一旦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香港如何應對？

路透社公開了林鄭一段音質清晰的非公開講話錄音，內容包括一些不是秘密的秘密，例如北京是最終話事人和不會出動解放軍。「洩密」源頭撲朔迷離，原因不離三種。

中央宣布深圳會進一步發展成一個國際城市。雖然公告大部分是誇誇其談，但反映北京無論是強硬派也好，溫和派也好，都明白今天香港的獨特性仍是未能被取代的，所以要兩手準備。

香港一直是多元社會，黃和藍之間隔了很多層不同深淺的綠。這次，權力的傲慢和粗暴突顯了制度的死穴。

如果我比較抗爭者的五大訴求：撤法、釋放、調查、收回和普選。我覺得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我們可以take profit的東西。

「反送中」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是香港人自己作的業，果亦是我們自己承擔。

北京最害怕的不是香港民心背向，因為香港人根本傷害不了共產黨對大陸的管治，但是如果13億人開始被香港的民主運動感動，這才是致命的。

我幹了30多年投行，在不少外資機構打過工，在地球不同地方工作過，有信心在世界那個地方都可以找到工作，都可以過一些比普通人好一點點的生活。然而，這次的運動令我重新認定我香港人的身份。

近年，開始有人替「大漢奸」汪精衛翻案，說汪接受日本人佔領東北的現實，因此選擇加入日本人的傀儡政府，減低日本侵華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是為曲線救國。今天的林鄭難道是汪精衛嗎？

希望當權者能夠早日回頭是岸，棄車保帥，不要將事情愈弄愈大愈糟，將自己制度的死穴暴露在對手面前。

為什麼大家永遠都是聚焦誰打誰？一方說是暴民打警察！另一方說是黑警打市民！為什麼我們不追究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我們可能很厭惡這批後生仔的做法，但坦白說，我在他們的年紀，志向和組織能力都大大比不上，將來他們可能是建制的一部分，像今天的曾鈺成。

我想如果示威可以有和平指數：用示威人數除以打碎玻璃的數目，6‧16 示威的和平指數肯定是破世界紀錄。難怪坊間起哄：6‧16 的示威者應該獲得來屆的諾貝爾和平獎。

參加辯6.9遊行的人數真的那麼重要嗎？法律觀點真的那麼重要嗎？有沒有外國勢力的參與真的有那麼重要嗎？市民發聲了，這才是最重要的。

香港市民基本是保守的中產，這次運動把淺藍也拉進反對派陣營，是很難得的。反而一向激進的年輕人，因為跟大陸打交道的機會尚少，沒有切膚之痛，上街並不踴躍。真正的戰場不在立法會，而是在民意。

永續債沒有年期，卻有定期的派息和本金有贖回機制。公司如果不提早贖回債券，利息成本會增加，很多散戶投資永續債時都假定公司會提早回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