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繼續一國兩制和深圳繼續經濟特區制度下，北部都會區和前海的出現，是允許在一個特定的局部做某種突破。這種嵌入模式可以通過進一步擴大兩地的交流，在效率上實現雙贏，是以制度變動理順市場關係。

過去三年，港深兩個城市最具體的向對方靠近和示好的行動，無過於深港前海合作區擴大，以及香港前所未有地提出了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兩者在發展面臨什麼挑戰？有什麼可預期的前景出現？

在世界信息網絡如此發達，信息傳播如此全球化的今天，我希望我們的社會包容度愈來愈大，傳媒愈來愈自重，愈來愈認真地將真實的信息傳達給我們，而不是「帶節奏」。

與深圳這個生機勃勃、具有龐大製造業和消費發展潛力的城市零距離，成了香港繼續繁榮的重要依託，就像30、40年前香港是深圳發展的依託一樣。這就是我說的「角色倒轉」。

香港政府當年曾大力支持港交所，為國際金融中心打下基礎。同樣，特區政府今天應該以同樣的力度，支持數碼網絡和其平台的建設，因為它們已經成為一個城市、一個國家進入新經濟市場的基本要素。

大灣區城市的合作與發展，不僅僅是鼓勵包容，更是鼓勵發展本地文化等方面的特色。區域內不同城市的發展特徵，差異愈大愈好，這樣才能衍生出創新和共贏機會。

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口項目，被美國政客稱為一帶一路「債務陷阱」的典範，並指「債務陷阱外交」是中國政府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策略。筆者從2018年初就開始跟蹤漢港情況，本文分析漢港情況，探討事情的真相。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把心思和筆墨放在如何認真在中國營造一個多中心、走向成熟區域發展的典範。那麼營造這個「典範」的難處在哪兒？

粵港澳大灣區對於廣東、香港和澳門而言，意義遠遠大於一帶一路。

可悲的事實是，黨大於法，即是黨派利益大於法律的思維和行動，在香港愈來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