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智慧與人生管理

人們即使有着高尚的情操，對於所謂不義的判斷和分析，仍需要清晰的說明與合理的深思。

紙短情長，言不盡意，熱切祈盼，與兄攜手，一起「救救港大」！無論誰對誰錯，一切紛爭，必成過去。是非自有公論，兄弟鬩牆，骨肉相殘，徒添笑柄。我倆已是耆老之年，快將復歸故土，屆時，但願我倆皆能雙雙在天堂上再相遇，促膝談心。

（編按：8月初，程翔於《明報》登出〈中共從幕後走到台前——從《人民日報》社論談起〉一文，表達對於港大陳文敏委任風波的見解。8月15日，彭泓基刊登文章〈與程翔兄論正義，攜手救救港大〉回應。而後程翔又登〈怎樣明德？如何格物？與建制派校友商榷〉一文發表意見，今彭泓基再作回應。）   8月20日在《信報》論壇上（註1），程翔兄發表了〈怎樣明德？如何格物？與建制派校友商榷〉一文。指責對「建制派校友」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是以「有時而昏」等紜紜！鴻文剛刊出，已有校友傳來，問我如何回應？閱畢，不明所謂「建制派校友」是誰？希望不是指我們「支持十大院長聲明校友組」。若然，則有扣帽子之嫌。葉建源兄等亦以「等埋首副校友組」稱呼。 凡經過文革洗禮的，都知道扣帽子的伎倆與禍害，君子不屑為也！若真要把我們標籤，那就乾脆叫我們是「守護母校派」好了！若不是寫給我們的，我也嘗試在此回應一下。佔中以後，社會極度撕裂，昔日相濡以沫，守望相助的獅子山下情懷不再，人們的價值觀混淆，是非顛倒，一切從陰謀論出發，常以「二元價值觀」來批判， 不同政見者，非友即敵，令人痛心。大家都是愛護香港大學的校友，分什麼建制或非建制？黃與藍？這世界，本來就是五彩繽紛的，為何只有兩種顏色？   「明德格物」與儒家精神   程翔兄提出的「明德格物」與「三綱」（註2）、「八條目」（註3），是儒家的基石，是每一個中國人道德與行為標準的始點，也是立身處世與做人的基本道理。所謂「明德格物」與「正心」，皆藴涵著客觀理性、不偏不倚、兼容並包的精神。而更重要的，是要參透儒家的精粹。 中國文化認為「天道遠而人道爾」，是以倫理道德為核心、重人倫、內心修養與自律，內聖而後外王。若有紛爭，重以理服人，以和為貴，盡力以協商的方式解決，減少人為的禍害。所以《孫子兵法》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絕不鼓勵屠城和殺戮。而西方文化，則以宗教信仰與外在法律為重，堅持人權和個人意志，喜以武力鬥爭（包括少數服從多數）來解決紛爭，兩者有顯著的分野。   道是自然規律與萬物的本源，與西方基督文化的「上帝的旨意」，有異曲同工之義。因此道德就是衡量行為正當與否的觀念標準。凡合乎這種標準的行為，就是德和善。倫理就是人與人相處的規範。缺乏倫理道德，人們就會自以為是、為所欲為，天下大亂。這也是現今社會的動亂之源。中華文化最精微之處，就是要教如何做人，做一個懂得善德之人！一切行為，講求合情合理合法。這與是否受過高深教育，是兩回事。尤其是今天香港的教育，倫理道德已不再被重視，是以導致人們的思想是非混淆。   上天有好生之德，而生的表現，就在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每個人天生的稟賦都不同，因此人們要享有安寧的生活，和諧相處，就需要有一套相互認同的行為規範，這就是禮。「禮之用，和為貴」。以仁為出發點，用愛心去與人相處、珍惜萬物，就會得到安寧與和諧。禮是人與人間相處之道，包括長幼有序、尊卑有分、貴賤有等、各安其分、各盡其責等基本原則。再加上五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隨、上敬下忠、朋友互信）合情合理的人際關係，才能建立和諧社會。而其中更包含了謹謙讓、博胸襟、自尊尊人、愛己愛人、守本分、盡責任、知進取、守法度、務實際、重誠信等德性。所謂和並非和稀泥，而是相互尊重，以禮相待，求同存異。人若缺乏了仁與禮，就會不擇手段，天下大亂。明乎此，就可以開展理性的討論，回應程翔兄的問題。   一、對待7.28 學生衝擊校委會   從媒體當天的報道，學生們（連同校外身份不明人士）蠻強闖入議會，隨意高聲指罵呼喝，衝擊、禁止委會們離開，並以「可恥」來辱罵委員。姑勿論是否違法，已很明顯地缺乏愛心和尊重，違反仁與禮的原則。雖未必違法，但這已構成應被譴責的行為。為什麼香港最高學府會發生這樣的行為表現，當然有它的原因。打個比方，若我很不喜歡一個人，是否可以隨意打他、罵他？是否應有比較文明的方法去解決紛爭？我們都很痛愛年輕人，他們是未來社會的棟樑，但慈母出敗兒，這是最簡單的育兒之道。要培育菁英成才，必須適度，不能枉縱，無法無天。...

正義有不同角度去理解，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三位年輕人在爭奪一枝長笛。第一位說他應該擁有它，因為只有他會吹奏，會吹的人卻得不到，所以不公正。第二位認為應是他的，因為長笛是他親手製造的。第三位則是最窮的，所以他認為應歸他所有。這三位都各有其公正的理由。

面對如此困境，香港的年輕一代應如何自處？作為社會未來棟樑的年輕人，必須有自知之明，盡早作出生涯定位，取長補短，不斷充實自己，方能安身立命，否則，很容易在發展的潮流中被淘汰，成為「失敗一族」。

這邊廂建制派與政府強調「一定要得」，而那邊廂的泛民卻頑固地捆綁起來，銳意否決，各執其詞，互不相讓，最後的結果，必然兩敗俱傷，社會永無寧日。任何一個明眼的港人，都看得出香港的競爭力正在急速倒退，前景堪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協力是克服逆境的必要條件。 因此，百人一匯呼籲港人要冷靜，和衷共濟！衷，就是要大家誠心誠意；共濟，就是大家一條心，共渡時艱。

未來的香港，全看當政者是否有愛民如子、胸襟廣闊的道德修為與管治智慧。而迷亂的港人，更要明白今天的一粥一飯，得來不易，需時刻警惕，生活在喜悅豐盛、感恩和知足裏，學懂「活在當下，展望未來」的幸福之道。無論未來路向如何，要脫出今天香港的多難困境，不是盲目的抗爭與權柄的揮舞，而是需要齊心協力的勇氣、智慧、寬容與合作、更重要的，是一顆仁愛之心。

自甲午928風雲始，至今歷時兩個多月，香港掀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敲響了沒落的喪鐘！悲劇的誕生，其來有因。 任何壯烈的運動，終有落幕的一天。就在這起伏的瞬間，正是人們需要認真沉思、檢討與反省的時刻。

綜觀近代世情，所謂普世價值，實已墮落為西方社會強行推行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的工具。它們把自己置於道德的制高點上，排斥一切異質文化為異端、邪惡、妖魔。弱小者只能逆來順受，無法抗拒。有一位在國內的傳道者曾如此懺悔：「我的任務，就是每天致力如何使中國人信奉上帝。不管他們原來的文化和信仰。」這儼然是一種不民主、不平等的強權政治與文化。

不同的文化代表着人類不同的生活方式、宇宙和價值觀等複雜的思維。文化是一個隨手拈來的普通術語，但卻沒有一個能得到普遍認同的確定涵義。西漢劉向編的《說苑・指武篇》：「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當中的文化，意思是文德教化，源出《周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指文治與教化。這裏也帶出一個理念，就是先禮後兵，教而不化，就要用武力征服。因為歷史與政經形勢，中港關係錯綜複雜，回歸後，中央對香港呵護備至，如今發生佔中運動，是明顯的不服。這不能怪中央與國人會感到香港人「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其後將採取的策略和態度，順理成章，路人皆見！

這次的民主運動，是數十年來對香港社會的另一次大衝擊。青年人本着崇高的理想、勇毅的精神，揭露了多年來累積的社會矛盾與危機，喚醒人們的冷漠與因循、官僚與僵化，促使港人深自檢討，嚴肅反思，這是一個難得的改革契機。

香港現在的政制，是一個不倫不類的畸形制度，完全不符合許多民主制度行之有效運作的模式。當人民對政府官員不滿意，根本沒有反駁和撤換的機制，因為有佔大多數議席的建制派非理性地護航。由此怨氣日深，經過多年積累，遂醞釀出今日佔中的浪潮。其背後真正的動機，是反對這無理的機制與無能的政府。

此時的中國，面臨內憂外患、國際形勢緊張之際，中央怕亂、防失控的心態，是很容易理解的。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成就斐然，但腐敗成風，貧富懸殊嚴重，剛履新的習李班子，自然憂心忡忡。凡事物極必反，過去大量印鈔、擴張、放任的政策必須改變。過去對香港的放任，已孕育出一大批愈來愈激進的社會分子，有見及此，中央的政策開始收緊，從柔變剛，是發展的必然。

當年香港政府的無知與傲慢，錯過了近十多年國內與珠三角，經濟騰飛所帶來千載難逢的機遇。回歸時，香港處於絕對的優勢，但時移世易，內部紛爭不斷，坐擁金山而不用，蹉跎歲月，使原來的競爭優勢，蕩然無存，錯過了維持與建立未來優勢的良機。競爭力的減弱意味着經濟能力下降，幸而有中央的支持，如自由行、金融中心等，方能維持繼續的增長。尤有甚者，有些無知的港人，更高舉「反蝗」的旗幟，從國內的中國人看來，這是極大的侮辱。嚴重撕裂中港關係，使香港蒙羞。多年辛苦建立的香港形象，一落千丈。這是仰人鼻息、破壞人和，被動而短視，這完全違反了自強不息、以和為貴的中華智慧，必有惡果。

《道德經》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宇宙萬物的變動，不以一己的意願為依歸，只是「遵道而行」。「道」就是自然的規律，永恆而普世的原則。中華文化的「大道之源」《易經》，觀天地之象，體悟「道」的智慧，推天道以明人事，發展出一套二元互補相成的辯證關係：「一切事物，無不在變化中，陰陽變異，循環起伏。」一切現象皆由動態的「陰陽制衡」而成，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這些現象，亦在不知不覺中不斷變異，權且稱之為《波浪哲學》。

無可否認，目前香港的法律，比國內的優勝。但在我們指責前，應先了解其因由，而不是想把自己以為是好的，硬要人家跟隨，這包括西方的民主。但凡移植，必先研究水土，避免不服的現象，然後取長補短，祈達至最佳效果。因此，了解中國律法的法理和歷史，是有必要的。我深信，國內的法律界亦不斷在演進中，且拭目以待。

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認為「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治物」是下乘的「小道」。所謂「治」，用現代語言，就是「管理」。 因此，在香港回歸中國後，多了解中華文化的「治道」，實有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