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治疫是近月以至一年以內的頭等大事,能盡快清零,社會經濟便可恢復正常,公帑不會白消耗,社會民生與經濟不會重重的被損害,影響深遠。香港到今天再無任何藉口抗拒防疫治疫的緊急措施。
空言「參與者」和「促成者」,卻提不出令人信服有效的政策措施,此中關鍵之處是香港怎樣定位。既然《施政報告》標題是重新出發,但怎樣重新,又怎樣出發呢?
而特區政府不僅克服不了疫情,而且讓疫情蔓延惡化,時日一長,便不是簡單的失職,而是有攬炒香港的效果,便是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大罪,觸及中國在香港的國家安全,不能等閒放任。
在過去20多年回歸時期,撇除反對派議員的破壞,特區政府與建制派議員的表現,連差強人意的要求亦達不到。沒有反對派議員,他們會勵精圖治,抑或更得意忘形地怠慢職守呢?
以往港大副校長是校內推舉,好處是在校長期工作,熟悉情況,也富有人脈。今次改為全球招聘,是為了找尋在學術和研究方面更佳的人選來推動港大的發展。
五中全會審議「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的遠景目標,兩者都屬內地政策範疇,不涉香港。但是香港的發展規劃與政策制訂,不可能漠視中央的規劃,2035年的目標亦一樣。
香港人熟悉的是從佔中以來加劇的動亂,但在此之前一二十年,在國際有多起的顏色革命,甚至如烏克蘭和吉爾吉斯這些地緣戰略位置特殊的國家,更是一而再、再而三,泰國只是最新的例子。
現任總統有權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有權動用軍隊,國會亦有權禁制。由此產生憲政危機,但不可能用法律解決,因為需時長久,不能即時制止特朗普的胡作妄為。
美國的絕路是政府與社會一手造成,怨不了別人,要走出絕路也不是不可能,一是把海外的軍隊和基地撤走,大削軍費,有如當年英國在蘇彝士以東地域撤出。
今次港版國安法的中央立法,以及其後特區按《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正好是重新規劃、試驗大陸法與普通法的有機銜接。這方面並不是史無前例,一如一國兩制,歐洲有許多參考經驗。
美國社會未必會完全失序,但危急的程度不會比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遜色。作為全球名義上最大經濟體、最大進口國,也主宰着全球的美元金融體制,美國經濟出亂子,全球必然遭殃。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脅正不斷加重,威脅不是來自香港內部,而是來自海外。歐美的疫情嚴重程度已經超越內地最高峰時,而且防治不嚴,感染傳播較內地更快。
特朗普還在污名化中國,用「中國病毒」之名包藏禍心,意圖推諉失職的責任給中國,也圖謀藉機打劫中國。這些都是為了競選連任,為了維護政府背後的金主和極右政治勢力,絕不是為了美國人民,為了所謂的「美國優先」。
全球疫情失控底下,中國防治有效便成為樂土,海外華人連同他們的資金都會大規模地回流國內,協助國內的建設發展。疫情打破了美國金融主導的全球化,中國崇美崇洋之風氣便會驟改,為了安全起見,總是留在國內較萬全。
中國的幸運是疫情早起,也防治得宜,正逐步置於控制之下,經濟亦開始恢復。中國的優勢是全球的生產中心,本身市場亦大。國際經濟出現問題,部分來自生產癱瘓,中國恢復生產正好補上,助己助人。
難道醫護不知道,在危機時罷工會對病患者有傷亡威脅嗎?你不殺伯仁,伯仁卻為你而死。醫護的良知良心何在?是什麼人還在煽動鼓吹醫護罷工來要挾政府呢?
政府會有失誤,失誤可改,但未改之前停止救援病危是怎樣邏輯道理的道義思想?為了爭意氣(他們的意見未必絕對正確)而以停工鬥爭來擾亂防疫抗疫工作,這些醫護的良心良知何在?
特區政府的為官者不汲取沙士的教訓,還是掉以輕心,心存僥倖,害怕引起社會的驚慌和不便,連基本的防範手段,包括鼓勵市民使用口罩和在關鍵的公共場所強制使用等,都要拖延實施。
臨危受命,反映中央政府最終是看到香港的危機。危機不僅在香港,更在國家安全的大局、新冷戰下中國涉外政策的大局。危機不限於香港,便不能單靠在香港內部的統戰便可以解決。
學校與教師可能便是中學生觸犯法紀、參與示威暴亂的主要因素,不從這方面着手整頓,同樣的學校、同樣的教師,今後仍會教育出千千萬萬盲目示威暴亂的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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