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個兵家必爭的旅遊零和遊戲，香港一方面繼續以「盛事之都」迎戰，另一方面卻仍停留在郵輪抵港後不夠的士這種水平，實在與自動棄賽沒有多大分別。

既然中國期望特朗普願意做交易，那麼北京和香港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死或太盡，需保持一定的靈活性與開放性，否則只會是緣木求魚。

我們對機構文化的重視，卻遠遠不及Netflix這些企業，令香港出現了嚴重的「文化/管理赤字」。政府一方面可以對整體改革隻字不提，另一方面卻突然宣布劏房合法化這種重大政策決定，其行為準則令人瞠目。

先師預先列出了10多個未來常規戰爭的假設場景，當中自然不乏中俄軸心對美國、中國對美國等例子，現已不幸一一成為事實，背後充分展示出「格雷流」戰略體系的優勢與價值。

香港大格局面臨的近因之一固然是內地經濟環境惡化，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今後內地難以再一次為香港提供如過往的機遇。

回想當年政府仍有管治威信，香港多少也處於順境，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要改善貧富懸殊、令社會公平一點，而不是像今天般需要大刀闊斧改革，以達至經濟轉型、為香港另覓出路。

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大戰略，總不能跟它的原本設計偏離得太遠，否則將難以持續。美國自從冷戰勝利後，便把咸美頓主義拋諸腦後，大搞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十字軍」，令其霸權盛極而衰、國家債台高築。

整頓吏治及官場風氣已成為改革香港的核心與關鍵。對於香港特區日趨「中國化」的官場來說，解決辦法自然也須是中國式的。而中國歷史上整頓吏治和搞改革最有辦法的人，可能是雍正。

中國邁向海權強國之路，大體遵從馬漢的邏輯，以商業、政治、軍事這三大要素為基礎。誠然，中國尚未能達至三者的有機整合，亦傾向慣性地以陸權思維來看待海權概念。但只要能重新審視海權理論，定能實現其大戰略目標。

時移世易，今天歐洲不只是內憂外患，它更成為了中、美、俄戰略上的最後一塊拼圖，志在必得：美國的傳統地緣戰略核心固然是連結歐洲，力阻歐洲落入歐亞大陸陸權勢力（即俄羅斯/蘇聯和中國）之手。

港府最好趁拜登還在任，對現拜登政府實行「有差別對待」，為香港多爭取一點喘息空間；否則，倘特朗普入主白宮，香港可能將首當其衝。

中美之間一場製造與生產力主導對抗金融主導的競爭，已經展開，骰子已經擲下。今天指控中國產能過剩，可能仍被視為無稽之談；但長此下去，中國不斷刺激生產以推動增長，勢將造成產能過剩。

最令筆者嘖嘖稱奇的是，像KeeTa、淘寶等這種外來的破壞性創新，竟然反而能夠對香港長久以來最為棘手的既得利益集團，造成最大的牽制與衝擊。簡單來說，就是它們把香港的地產商與壟斷性資本搞到「雞毛鴨血」。

這次政府推動的士業改革是茲事體大，實際上牽涉範圍很廣，假如這次最後功敗垂成或不了了之，勢必招來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令革新香港更遙不可及，長遠甚至無法與國際及內地接軌。

其實我們也清楚，現在政府正處於一種臨渴掘井、藥石亂投的狀態，明顯是方寸大亂，因而除了數字掛帥之外，更同時採行一種諂媚式吸客救亡──覺得旅客喜歡什麼就給他們什麼，千方百計要留住他們。

香港正處於一種舊的社會契約正在瓦解、新的社會契約尚未形成的狀况。政府需要向社會提供新的社會契約，否則難以凝聚民心、讓香港再出發再上路。

「愛國者治港」在排除政治爭議的同時，卻令社會變得高度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目標背道而馳，亦與自由經濟學派所嚮往的香港存在重大落差。這是北京落實「愛國者治港」時未料想到的地方。

隨着23條立法的完成，香港需想好一旦失落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應急方案，須知道現在外部環境嚴峻，沒有經過上述3個「R」的想法和部署，在「後23條」的環境中，只會是鏡花水月，都是經不起考驗的。

固然專制帝國對國際金融中心構成嚴重威脅，但無論誰對誰錯，一旦國際金融中心遭殃，基本上難逃衰落一途。故此對於國際金融中心自身也好，專制大國也好，均需要保持克制，否則只會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拱手相讓。

無論是自身使然，抑或是外國的計謀，特區政府的決策循環的確是受到干擾。建制的最新一個說法是，目前股市萎靡是由於23條立法的關係。筆者希望這只是個權宜的說法，否則又再證明建制已深陷於自己想出來的論述之中。

立法院三黨不過半，已成為島內政治的新格局：民進黨失去立法院控制；國民黨雖成為立法院最大政黨，只不過在柯文哲的民眾黨取得關鍵少數下，實際意義不大，反而青年選票流失與政治版圖萎縮，已為國民黨敲響了警號。

現在特區政府只管叫市民團結、叫資金回流，這種只講主觀願望、不顧客觀事實，只問結果、不問方法，報喜不報憂的態度與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唯心主義，缺乏成功的可能。

一年又快過去了，本來今年應該是香港經濟復甦及與西方修好之年，但結果雙雙落空，現在本地政策又與內地政策呈背馳之勢，令前景更形嚴峻。如果情况再持續一兩年，恐怕金融中心地位將無以為繼。

然而葵青貨櫃碼頭佔地龐大，9個碼頭佔地約279公頃，位處核心地帶，佔用大面積市區土地資源。即使撇開污染問題不談，實際上遲早也要重置，只是政府遲遲未肯研究覓地選址搬遷，令一切可能性都落空。

「韜光養晦」並不代表示弱，它反而是中國歷代最擅長的一種「戰爭形式」，強調以勢態壓倒對手不戰而勝，這在2500年前面世的《孫子兵法》中已言之甚詳。

假如這次何君堯一舉得手，便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極左保守勢力用來肅清異己的「整風運動」，且會令外界誤以為香港社會價值急速左傾，到時候香港在中美關係中加強民間交流或發揮橋樑作用，便無從說起。

我們可能正面對一個500年經濟歷史的終結，在去全球化、人口結構崩潰和新冠疫情下，大多數國家將永遠無法恢復到2019年的經濟水平。對香港來說，即代表人們所期望的疫後復蘇不會來臨。

若中美博弈持續加劇的話，可以想像美國將採取更多針對性的措施和政策，誘導資金離開內地和香港市場。事實上，目前內地企業在香港股市佔極大比重，外資公司亦開始不做中概股生意，不斷縮減香港辦公室規模。

假使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實現地緣政治理論中陸權勢力對「心臟地帶」（heartland）的支配，那麼IMEC 則是海權勢力為了增強對「邊緣地帶」（rimland）的控制。

換言之，面對驟至的極端天氣和巨型災害，實際上已不容許政府抱着「經一事，長一智」的態度去學習和處理──只要一次失手，災害便會猝不及防，就好像這次世紀雨災一樣。

北京必須盡快提出一套完整的方略，以挽回民眾、企業和外界信心，否則「中國見頂論」（peak China）將不脛而走，「東升西降」只會淪為春夢一場，外界亦將加強對中國「去風險化」。

中美交惡的時候，香港是磨心和犧牲者；現在中美關係回穩，它依然是犧牲者，並且每况愈下，這明顯是治港「方程式」出了問題。如果無法扭轉這情况，大家都清楚香港是看不到未來的。

布林肯與蓋茨訪華帶出了一個顯淺道理：究竟中國在國際體制內或體制外，對世界不會那麼危險？究竟企業繼續與中國交往或全面與華脫鈎，會對國家及人民更為有利？這足以說明與中國脫鈎的謬誤。

美國債務問題固然有促進中美重新接觸、不再謀求脫鈎的作用，但更深一層意義是美國對華政策再不能停留在憑空想像或中國威脅論的層面，今後必須在現實層面上與中國做交易。

這次G7向中國示好，當然也希望北京投桃報李。公報呼籲中國向俄羅斯施壓停止侵烏，並即時、全面及無條件從烏克蘭撤軍；同時G7藉此表明對東海、南海及台海問題的態度。

這次區議會改革用於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也反映出中央對治港的焦慮：北京知道只要有《港區國安法》在手，實現「由亂到治」根本不成問題；但如要體現「由治及興」，則必須切實地改善施政和管治。

中央的方針其實就如同每天在跟香港做精神分析療法──找到病根，不等於就能改變病根，而且像這樣追溯，可能將所有問題都指向同一原因，正確但無用。

儘管今天的政治環境與2019年大不相同，唯現時政府冒險推動「明日大嶼」計劃可以引致的潛在後果，2019年就是前車之鑑，實在看不出為何要為這個缺乏共識且前景不明的計劃，去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法國戰略家薄富爾對戰略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詮釋，他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使我們可以控制時局，而不是被時局所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香港的情况卻似是這句話的反面，實則是半點不由人。

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積重難返，長久以來對社會已經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吞噬了一切創新與進步。以前香港還有本錢說句「不進則退」，但現在一些關鍵領域已落後於人，逐漸危及香港的作用和地位。

在中國與歐美國家關係陰晴不定之際，香港特區政府力推與東盟及中東等地經貿關係，此舉除了緊貼和配合中央政策之外，也有以備日後香港可能與歐美脫鈎的用意。脫離了歐美的香港，肯定將日漸褪色，不再是昔日的香港。

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後，香港不少人遭逢到一種絕對價值的崩塌，陷入了虛無主義的狀態。後真相時代的出現，令人們只能在虛無主義中不斷輪迴，無法解脫。

中共在經濟和外交上確實皆陷入困境，不得不放低身段，挽回外界信心，並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

如今以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改造中國之路，已徹底被堵死，打破了自近代起中國從西方引進思想的範式，令中國可能面臨自近代以來的一次歷史總結算和範式轉移，足以將歷史引領到一個難以挽回的方向與軌跡上。

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

烏克蘭戰爭的失利，已令俄羅斯逐漸淪為中國的「從屬國」，令位處邊緣地帶的陸權強國掌控／入主心臟地帶的可能重新出現，只是這次入主心臟地帶的陸權強國來自歐亞大陸的東方（中國）而非西方。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由於習近平自身的意識形態、國內的政治角力，以及與美國的鬥爭等關係，我們目睹中國正逐步回歸列寧主義，「中國夢」亦慢慢變成了「列寧夢」。

香港新一屆政府上任百日，對於放寬入境檢疫，特首李家超強調任何措施都要有序及穩妥，不可帶來混亂，否則會適得其反，欲速而不達。這究竟是閃爍其詞，抑或是按部就班，很快便有分曉。

香港正被write off，已經給人家「踩到上心口」，對手們「先勝而後求戰」，香港則「未戰先敗」。事到如今，11月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和金融峰會的成敗，或許已不再重要。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中概股需從美國退市，不少中概股計劃由美國轉到香港上市，或把在港第二上市地位轉為雙重主要上市，北京禁不起失去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不少民調皆顯示政治氣候已經開始好轉，港人對國家和一國兩制的印象有顯著改善，而中央亦釋出不少信號，明顯有開新局的意味。

目前香港最棘手的地方，是幾乎所有範疇的走勢都是見頂回落。筆者相信現在中央也感受到香港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須在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保住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