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實現地緣政治理論中陸權勢力對「心臟地帶」（heartland）的支配，那麼IMEC 則是海權勢力為了增強對「邊緣地帶」（rimland）的控制。

換言之，面對驟至的極端天氣和巨型災害，實際上已不容許政府抱着「經一事，長一智」的態度去學習和處理──只要一次失手，災害便會猝不及防，就好像這次世紀雨災一樣。

北京必須盡快提出一套完整的方略，以挽回民眾、企業和外界信心，否則「中國見頂論」（peak China）將不脛而走，「東升西降」只會淪為春夢一場，外界亦將加強對中國「去風險化」。

中美交惡的時候，香港是磨心和犧牲者；現在中美關係回穩，它依然是犧牲者，並且每况愈下，這明顯是治港「方程式」出了問題。如果無法扭轉這情况，大家都清楚香港是看不到未來的。

布林肯與蓋茨訪華帶出了一個顯淺道理：究竟中國在國際體制內或體制外，對世界不會那麼危險？究竟企業繼續與中國交往或全面與華脫鈎，會對國家及人民更為有利？這足以說明與中國脫鈎的謬誤。

美國債務問題固然有促進中美重新接觸、不再謀求脫鈎的作用，但更深一層意義是美國對華政策再不能停留在憑空想像或中國威脅論的層面，今後必須在現實層面上與中國做交易。

這次G7向中國示好，當然也希望北京投桃報李。公報呼籲中國向俄羅斯施壓停止侵烏，並即時、全面及無條件從烏克蘭撤軍；同時G7藉此表明對東海、南海及台海問題的態度。

這次區議會改革用於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也反映出中央對治港的焦慮：北京知道只要有《港區國安法》在手，實現「由亂到治」根本不成問題；但如要體現「由治及興」，則必須切實地改善施政和管治。

中央的方針其實就如同每天在跟香港做精神分析療法──找到病根，不等於就能改變病根，而且像這樣追溯，可能將所有問題都指向同一原因，正確但無用。

儘管今天的政治環境與2019年大不相同，唯現時政府冒險推動「明日大嶼」計劃可以引致的潛在後果，2019年就是前車之鑑，實在看不出為何要為這個缺乏共識且前景不明的計劃，去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法國戰略家薄富爾對戰略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詮釋，他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使我們可以控制時局，而不是被時局所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香港的情况卻似是這句話的反面，實則是半點不由人。

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積重難返，長久以來對社會已經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吞噬了一切創新與進步。以前香港還有本錢說句「不進則退」，但現在一些關鍵領域已落後於人，逐漸危及香港的作用和地位。

在中國與歐美國家關係陰晴不定之際，香港特區政府力推與東盟及中東等地經貿關係，此舉除了緊貼和配合中央政策之外，也有以備日後香港可能與歐美脫鈎的用意。脫離了歐美的香港，肯定將日漸褪色，不再是昔日的香港。

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後，香港不少人遭逢到一種絕對價值的崩塌，陷入了虛無主義的狀態。後真相時代的出現，令人們只能在虛無主義中不斷輪迴，無法解脫。

中共在經濟和外交上確實皆陷入困境，不得不放低身段，挽回外界信心，並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

如今以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改造中國之路，已徹底被堵死，打破了自近代起中國從西方引進思想的範式，令中國可能面臨自近代以來的一次歷史總結算和範式轉移，足以將歷史引領到一個難以挽回的方向與軌跡上。

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

烏克蘭戰爭的失利，已令俄羅斯逐漸淪為中國的「從屬國」，令位處邊緣地帶的陸權強國掌控／入主心臟地帶的可能重新出現，只是這次入主心臟地帶的陸權強國來自歐亞大陸的東方（中國）而非西方。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由於習近平自身的意識形態、國內的政治角力，以及與美國的鬥爭等關係，我們目睹中國正逐步回歸列寧主義，「中國夢」亦慢慢變成了「列寧夢」。

香港新一屆政府上任百日，對於放寬入境檢疫，特首李家超強調任何措施都要有序及穩妥，不可帶來混亂，否則會適得其反，欲速而不達。這究竟是閃爍其詞，抑或是按部就班，很快便有分曉。

香港正被write off，已經給人家「踩到上心口」，對手們「先勝而後求戰」，香港則「未戰先敗」。事到如今，11月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和金融峰會的成敗，或許已不再重要。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中概股需從美國退市，不少中概股計劃由美國轉到香港上市，或把在港第二上市地位轉為雙重主要上市，北京禁不起失去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不少民調皆顯示政治氣候已經開始好轉，港人對國家和一國兩制的印象有顯著改善，而中央亦釋出不少信號，明顯有開新局的意味。

目前香港最棘手的地方，是幾乎所有範疇的走勢都是見頂回落。筆者相信現在中央也感受到香港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須在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保住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香港必須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否則將無以提供足夠經濟誘因以影響身分認同、帶動人心回歸。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這次疫情本來是推動線上終身學習、遠距醫療、數碼政府等新舉措的絕佳機會，也是將香港進化成知識型經濟的重要契機，但政府就這樣白白浪費一場「好的危機」。但面對政府能力低下，其實還未至於一切皆休。

5月3日，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重點，罕有回應香港有可能被牽涉入歐美制裁之中，特別是有機會被移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折射出北京的考量與評估。

現在中央用李家超或武官治港，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執行與服從，並將矛頭直指公務員團隊。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等於劉備在未站穩陣腳之下，貿然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

拜登政府為了不讓俄烏戰爭發展成「無限戰爭」，只給予了烏克蘭「有限責任」的承諾，並且不讓美國全面介入這場戰爭──這對於慣以軍事行動為主要手段、窮兵黷武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大突破及睿智的表現。

現在香港凡事都要靠「阿爺」開腔維穩，令本已過時的港府行政系統之上，疊加了多層且混亂、非制度化的決策系統，令香港淪為了「殭屍城市」，這樣對香港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災難非常不利。

在這次俄烏戰爭中，拜登政府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拜占庭模式」：不拘泥於軍事行動，以外交戰和經濟戰為主導，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從多方面確實地削弱俄羅斯的實力，這才是真正凌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巧實力。

無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役中成功與否，世界都會進入「假戰」或新冷戰階段：以前是宣而不戰，現在變成不宣不戰。西方亦意識到再不能以他國的代價換取暫時的和平，現在只待西方政府與民眾重新認清事實、調整心態。

現在習近平重新將中國引領到法家治國的路上，使中國社會與人民再一次暴露於這種周期性震盪與系統性危機之中，究竟是否有必要和值得？

香港這邊雖然也在實施清零政策，但與內地最關鍵的分別是，香港已在採用mRNA疫苗，令香港實質上有條件測試在mRNA疫苗的保護下，如何可控地逐步對外開放，可作為日後內地重新對外開放的重要參考。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從哪個角度看也好，拜登、習近平會談的直接結果是兩國變相「休戰」一年，暫時將所有爭議「 凍結」起來，直至找出解決之道或局勢出現顯著變化，可幸的是，是次會談得以延續所謂「兩國元首精神」。

市民無論怎樣選擇，事實上北京也會對香港擁有無限權力（無限政府），如市民、企業或外資願意繼續投資的話，經濟將繼續向好，不然的話，經濟便將停滯不前。所以一定程度來說，北京就是在賭這一把。

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

在「愛國者治港」的號召下，所有人只管融入大灣區，但對外方面卻是一片空白，且沒有人負責平衡兩者，這可是香港前途的一大隱憂。

過去美中關係只有兩極路線，若不是與中國接觸，就是與中國對抗。拜登政府認為美中是合作與競爭並存，雙方有歧見，也有能夠合作的議題。

北京可能認為，如不先取得作戰的勝利，有效控制該地，「贏得人心」根本無從說起。簡單來說，把「贏得人心」置於戡平叛亂之上是本末倒置，最後只會令兩者皆失。

到了今天，所謂「黑貓白貓論」、「河水不犯井水」、「茶垢論」俱往矣；當權者公然說假話，連騙你都覺得多餘，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道德——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

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

即使今天美國依然高舉新疆、香港、台灣3支大旗，但其對華政策已確實地由「虛」轉向「實」，並設法將中國的大戰略勾畫出來，以找出應對中國和這些問題的具體辦法。

今天中國已毋須一定向西方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開始走自己的路，演化出一個優越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社會。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