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中唇亡齒寒 港再逢大變局
5月3日,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重點,罕有回應香港有可能被牽涉入歐美制裁之中,特別是有機會被移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折射出北京的考量與評估。
5月3日,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重點,罕有回應香港有可能被牽涉入歐美制裁之中,特別是有機會被移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折射出北京的考量與評估。
現在中央用李家超或武官治港,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執行與服從,並將矛頭直指公務員團隊。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等於劉備在未站穩陣腳之下,貿然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
拜登政府為了不讓俄烏戰爭發展成「無限戰爭」,只給予了烏克蘭「有限責任」的承諾,並且不讓美國全面介入這場戰爭──這對於慣以軍事行動為主要手段、窮兵黷武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大突破及睿智的表現。
現在香港凡事都要靠「阿爺」開腔維穩,令本已過時的港府行政系統之上,疊加了多層且混亂、非制度化的決策系統,令香港淪為了「殭屍城市」,這樣對香港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災難非常不利。
在這次俄烏戰爭中,拜登政府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拜占庭模式」:不拘泥於軍事行動,以外交戰和經濟戰為主導,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從多方面確實地削弱俄羅斯的實力,這才是真正凌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巧實力。
無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役中成功與否,世界都會進入「假戰」或新冷戰階段:以前是宣而不戰,現在變成不宣不戰。西方亦意識到再不能以他國的代價換取暫時的和平,現在只待西方政府與民眾重新認清事實、調整心態。
現在習近平重新將中國引領到法家治國的路上,使中國社會與人民再一次暴露於這種周期性震盪與系統性危機之中,究竟是否有必要和值得?
香港這邊雖然也在實施清零政策,但與內地最關鍵的分別是,香港已在採用mRNA疫苗,令香港實質上有條件測試在mRNA疫苗的保護下,如何可控地逐步對外開放,可作為日後內地重新對外開放的重要參考。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市民無論怎樣選擇,事實上北京也會對香港擁有無限權力(無限政府),如市民、企業或外資願意繼續投資的話,經濟將繼續向好,不然的話,經濟便將停滯不前。所以一定程度來說,北京就是在賭這一把。
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
北京可能認為,如不先取得作戰的勝利,有效控制該地,「贏得人心」根本無從說起。簡單來說,把「贏得人心」置於戡平叛亂之上是本末倒置,最後只會令兩者皆失。
到了今天,所謂「黑貓白貓論」、「河水不犯井水」、「茶垢論」俱往矣;當權者公然說假話,連騙你都覺得多餘,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道德——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
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
即使今天美國依然高舉新疆、香港、台灣3支大旗,但其對華政策已確實地由「虛」轉向「實」,並設法將中國的大戰略勾畫出來,以找出應對中國和這些問題的具體辦法。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
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目前北京最需要擔心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會否在美國的持續鼓動下,出現像特朗普任內對華的「外交覺醒」,改變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外交認知與態度,令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倡議者是基辛格,而中美之間實際上正屬於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
在威爾遜式秩序退潮的大趨勢下,去年香港的政治風波顯得相當突兀──本質上它屬一場全球脫離威爾遜式秩序的運動的「反運動」,同時亦很可能是威爾遜主義的最後一搏,希望藉以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迹和進程。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近年主宰美國國運與戰略的,除了特朗普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政界「發現」長年受到中國的戰略欺騙,以及隨後作出的外交與戰略大轉向,兩者均暴露出美國的戰略衰頹。
以民粹主義框架分析香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筆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評論中已作嘗試,不過這次從該框架中卻找出了一條新的政治軸線,可補完目前建制派民主派的單純分野,更立體地標示及整理不同的政治立場與取向。
即使不從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博弈,當中所牽涉的中國與西方行動思維與邏輯的差異,足以影響大局,兩者之間的互動亦直接令香港局勢日益惡化。
香港之所以一直得以存在,是由於「黑」與「白」並存,而且兩者保持着一定平衡,不過一旦出現非黑即白、一方全贏的情況,香港便會失去其存在理由及價值,所以「灰色」才是香港本色。
管治聯盟令本來已不簡單的官商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在政府與商界之上,再加上了建制派;與建制派有關的話,亦必定與中聯辦有關;最後再由中央將這群原本不太可能合作的精英連繫起來。
反修例運動之所以富「傳奇性」,是作為一個21世紀的民粹運動,無論規模多大或有否登上國際頭版,也斷不會像香港般衝出國際,變成大國的戰略工具與籌碼,以「四両撥千斤」之力在不同範疇牽動大國博弈與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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