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

即使今天美國依然高舉新疆、香港、台灣3支大旗，但其對華政策已確實地由「虛」轉向「實」，並設法將中國的大戰略勾畫出來，以找出應對中國和這些問題的具體辦法。

今天中國已毋須一定向西方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開始走自己的路，演化出一個優越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社會。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如果實施《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只是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的短板治標手段的話，那麼「二次回歸」應當是治本的目標。

目前北京最需要擔心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會否在美國的持續鼓動下，出現像特朗普任內對華的「外交覺醒」，改變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外交認知與態度，令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

中央必須了解到它實際上不單是修改選舉制度和提升施政效率， 而是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此有參考更多經驗的必要。

目前擺在中央和香港面前是系統性的體制性轉型，須同時重塑政治生態，催生新一代政治領袖，並對公共行政體系作出重大調整。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倡議者是基辛格，而中美之間實際上正屬於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

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在威爾遜式秩序退潮的大趨勢下，去年香港的政治風波顯得相當突兀──本質上它屬一場全球脫離威爾遜式秩序的運動的「反運動」，同時亦很可能是威爾遜主義的最後一搏，希望藉以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迹和進程。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學歷成為了政治光譜內的最重要因素，政治逐漸發展成高學歷的少數與低學歷的多數的對壘，這一點在美國與類似的西方民主國家皆然。

近年主宰美國國運與戰略的，除了特朗普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政界「發現」長年受到中國的戰略欺騙，以及隨後作出的外交與戰略大轉向，兩者均暴露出美國的戰略衰頹。

以民粹主義框架分析香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筆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評論中已作嘗試，不過這次從該框架中卻找出了一條新的政治軸線，可補完目前建制派民主派的單純分野，更立體地標示及整理不同的政治立場與取向。

香港這種政治兩翼同時民粹化的情況，在其他民主社會也相繼出現，不過相對於其他地方，筆者認為香港的情況尚未絕望。

人們的焦點都放在威權主義的壓迫之上，卻忽視了民粹主義正在急速侵蝕整個社會，令原來的香港一去不返。

經歷了多年的內耗與折騰，香港已元氣大傷，港人猶如魚兒困在乾涸的水池相互依偎，相濡以沫以苟延殘喘。

即使不從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博弈，當中所牽涉的中國與西方行動思維與邏輯的差異，足以影響大局，兩者之間的互動亦直接令香港局勢日益惡化。

香港之所以一直得以存在，是由於「黑」與「白」並存，而且兩者保持着一定平衡，不過一旦出現非黑即白、一方全贏的情況，香港便會失去其存在理由及價值，所以「灰色」才是香港本色。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管治聯盟令本來已不簡單的官商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在政府與商界之上，再加上了建制派；與建制派有關的話，亦必定與中聯辦有關；最後再由中央將這群原本不太可能合作的精英連繫起來。

反修例運動之所以富「傳奇性」，是作為一個21世紀的民粹運動，無論規模多大或有否登上國際頭版，也斷不會像香港般衝出國際，變成大國的戰略工具與籌碼，以「四両撥千斤」之力在不同範疇牽動大國博弈與角力。

假如林鄭的形象與處事作風不是那麼易為人詬病，又怎會惹來200萬人上街，人們對她的憤怒甚至超過反修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