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議員和校友評議會欲維持其影響力本是無可厚非，但若每個組織都這樣看，就變成互相角力，已忘記了眾人的共同理想就是維護大學的利益。

處理「播錯國歌」的終極方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把國歌檔案用電郵發給舉辦方。」為何這簡單的終極方案從未被採用過？

筆者覺得，冰協未能成功完成要求是因為外來因素，特別是上頭的不妥指示。責任真的不在冰協。

整件國歌事件，關乎一個精準檔案的交收。每一次交收，檔案與連結，二選一就夠；記錄提供了問責資訊。焦點就是這麽簡單。失焦便出事。

最近播錯國歌事件頻生，筆者覺得哪有這麽巧合？類似情況發生過不只一次，如果完全遵守指引，是否還會有問題？

道儒兩家有異同，但並不一定是矛盾。能在儒家的學校完成道教課程，真的可以説是道儒兩家緣份的結合。

改校徽事件明顯是不按程序，也不尊重大學的諮詢架構和持份者。從我的痛苦經歷，大學高層不能「約之以禮」和不依大學政策辦事也見怪不怪，只能說管治的問題比我想像的更嚴重。

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如何在《基本法》23條和《約翰內斯堡原則》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至於「政府不只一次講過唔會以言入罪」的說法，何人、何時、前文如何、後理如何、説法如何？洗耳恭聽。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理應是每一位老師都知道和重視的，但僅僅出現在《學校行政手冊》作為參考文件，而教育局的政策只懂不斷向前，不處理操守問題，真是令人擔心。

警方面對有人假冒記者的困難，其實記協可借助處理這問題，把記者專業化，由他們去制定「有牌記者」的要求，不達到要求，就不能從事這「行業」，更可提升記協地位。

「安心出行」本應是一個很有用的應用程式。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用家知道他去過的地方之前有沒人有確診。政策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在於鼓勵。

最近「三權分立」，引發了很多討論。本文簡介了「三權分立」的起源，弄清楚這詞的不同理解。用了「關鍵字搜查」，發覺原來廣泛流傳的往往並不是事實。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原意是處理近來在香港發生的事。除暴力以外，示威者的口號已從「五大訴求」轉成「香港獨立」。

內務委員會開了這麼多次會都沒有結果反映了兩件事。第一、沒有一個接近共識的結果。第二、是有拉布而不能「剪布」。

所有病毒傳播，源出自外地帶進來，「封關與檢疫」不足，才是根源。罪不在「酒」，更不在「吧」。「酒吧」擁有「食肆牌」而以賣酒為主，所謂「關閉處所」令連汽水和餐都不能賣，這公平嗎？

發現了擁有豐富經驗和智慧的行政會議成員主要是聴「政府解釋政策」而不是「和政府共同制定政策」。所以政府成為了「沒有經歷的新丁」來處理「社會新難題」，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令人擔心」！

由於湖北（包括武漢）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市民應「盡早」離開，把風險降到最低，但事實上安排並非如此。本文試圖從物流的角度和一個政府的其他考慮來猜想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香港政府「選擇了」區而不是國。令在日本的香港人成為二等人。與其他國家國民比較，日本不放香港人在隊尾才怪。否則就會有外交風波。

有關全面封關，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林鄭和一些團體的隔空討論是沒有意義。雙方的共識當然是「是對方錯，我是對的」。其實封關有不同的程度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