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進步並不表明中國的制度建設已經完成。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處理核心與黨內民主、核心與集體領導之間的制度關係，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之間的關係、黨的領導和法治之間的關係等，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間。

修改憲法、法制建設、領導幹部任期制、年齡限制、集體領導體制、幹部任用制度、基層治理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鄧小平時代確立起來的。

如果不改變傳統「士農工商」式的制度安排，我們將面臨失去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政府需要為民企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解決民企在創新過程中遇到的資金、人才和技術等方面的難題。

世界史告訴我們，如果改革不能成功，那麼就會導向「革命」。今天的世界呈現亂局，但其根源在於內在因素。可以預見，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國家間競爭（或國際競爭）的核心會在制度層面。

三中全會為何關鍵？三中全會到底如何賦能國家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開創新局面？三中全會的核心要義是什麼？

如果各種內部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解決，日本大概率會成為一個不戰自敗的國家。 玩外交不僅難以復興日本，反而因為和鄰居關係的惡化，促成日本內部情況的進一步惡化。

日本學者提出來的「雁行模式」很形象地描述了日本和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至少是經濟關係。 這一理論認為，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之後作為「領頭雁」，日本一直領導亞洲經濟體創造經濟奇跡。

台灣和平「獨立」是美國最大的利益，台灣和平統一是中國最大的利益。但是我們要尋找更好的保護台灣人民利益的路徑。針對菲律賓近期在南海的「發難」也是如此，對中國而言是意願問題，而非能力問題。

我們內部也出現了一些民粹主義聲音，認為只要軍事力量足夠強大，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台灣問題。但不要忘記，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忽視台灣同胞的感受。

波音的財務困境與其信譽危機相互交織。一方面，財務壓力迫使波音採取成本削減措施，這可能進一步影響產品品質和安全。另一方面，安全問題和品質問題的曝光損害了公眾對波音的信任，進而影響了公司的銷售和市場份額。

波音公司，曾經以創新和品質聞名於世，不僅是美國人的驕傲，也是全世界的驕傲。但是，今非昔比，如今的波音公司因為產品安全問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絕對不能學美國，一旦遇到外部壓力，就搞起貿易保護主義。相反，中國要承擔起大國的責任，通過高水平開放來實現共贏。今天，對愈來愈多的國家來說，中國本身的開放就是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最有效的國際公共品。

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經濟戰」，本質上，都是西方近年對華經濟認知戰的一部分。可以預計，西方今後類似這樣的「中國敘事」會不斷產生。中國當然不能也不應該接受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說法。

「先做人、後做事」說容易，但踐行非常困難。教育系統簡直就是一個「帽子工廠」，塑造出各種「帽子」，人本身沒有價值，價值在於「帽子」。在這裏，人不是目的，而僅僅只是工具。

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的呢？基因不是問題，文化也不是問題。中國學者到了西方可以獲諾貝爾獎，中國科技人員到了西方可以有原創，但是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很難實現這樣的目標。問題的根本還是在教育秩序。

對中國來說，有了前面8年的經驗，無論是拜登繼續當選，還是特朗普再次執政，人們對美國已經沒有任何幻想。回顧這幾年拜登的政策推行效率，不僅美國，而且全世界都大大低估了被特朗普嘲諷為「瞌睡蟲」的拜登。

社會層面似乎已經為兩位老人之間的爭鬥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無論兩位老人被怎樣地議論，無論他們各自有怎樣的醜聞，支持者毫不動搖，還是顯得那麼忠誠。

人們希望一個能夠制約美國力量的多極世界秩序的出現，但多極世界秩序遠非現實。現實的發展足以使人擔心：如果美國繼續擁有構建一極世界秩序的能力，那麼這個世界秩序會是人類社會從未見到過的最糟糕的世界秩序。

在工業化時代，能否擁有豐富的能源或者能否掌控能源是衡量大國的關鍵指標。現在，世界早已進入了資訊時代，資訊和數據成為經濟的核心，誰掌控了數據，誰就可以掌控了世界。

亞洲式的大城市化所造成的惡果最為嚴峻，我把它稱為「絕子絕孫」的城市化，這無疑出了大問題。中國已經步入了亞洲大城市化的通病，即高GDP、低生育率。而建設宜居、宜育鄉村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

米萊反其道而行之，把政府干預視為是西方問題的根源。意料之中但又出乎意料的是，米萊的講話在中國也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是，我們需要提出的問題是：米萊是拉美奇蹟的一個開始？或者是另一失敗的開始？

需要意識到，鄉村振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問題。現在鄉村的文化衰落就令人擔心，很多歪門邪道、邪教都在農村，隨便一個人弄一個廟，大家就可以去拜，這是很不好的趨勢。

我們必須在國際社會上也擁有強大的敘事力，否則中國智庫的聲音很難走出去，也就很難在國際舞台上為國家利益服務。

中國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升為發達經濟體？通過對發達經濟體及長期面臨發展問題的經濟體的比較分析，作者提煉了一個新的概念，即「中等技術陷阱」。

很多人說深圳因為過於年輕，相較於底蘊深厚的城市來說，深圳簡直就是文化沙漠。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深圳和大灣區就是中國複合文化的代表。

甚至可以說，如果我們國家的金融體系發展不起來，那麼實體經濟只能淪為被「割韭菜」的經濟。19世紀的英國，以及20世紀以來的美國為什麼強大？不僅僅是因為實體經濟，更重要的是因為其有效地發展了並壟斷了金融。

以哈局勢不斷惡化，引發世界對於可能爆發第六次中東戰爭的擔憂。在聯合國為主導的國際多邊協商機制失調的情況下，大國之間沒有共識，立場分化，在巴以問題上對抗意味濃厚。如何跳出中東和平進程的「西西弗斯陷阱」？

世界秩序面臨的危機，不是僅限於部分地區的短期局部危機，而是波及全人類的長期系統危機；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危機，更是精神層面上的危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中美兩國是世界秩序的兩大支柱，美國不可能在沒有中國的情況下維持世界秩序，中國也不可能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建立世界秩序。作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我們應盡一切努力，讓雙方關係重回正常軌道。

國際秩序問題重重，那麼問題出在哪裏？根源在於我們所能提供的好的國際公共品太少，一些大國都不重視。實際上，中美之間有太多的公共議題要解決，未來的現代化道阻且長，如果不想清楚這些問題是不行的。

中美之間的對話基礎肯定不是氣候問題，不是核不擴散問題，也絕對不是公共衛生問題，而是人工智能（AI）。

討論香港的未來，就要將其置於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之內。粵港澳大灣區在科技創新和製造業領域展現出了極強的國際競爭力，未來發展空間巨大。作為中心城市，香港更可以有新作為。

從北約對歐盟的勝利看，歐洲的「北約化」為亞洲的「北約化」敲響了警鐘，我們不得不防，亞洲國家要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命運。

朱雲漢不僅是頂尖學者，更是當代亞洲罕見的思想家。在其學術生涯中，他經過了3個階段，做了3件事情。

共產黨是目前中國的政治主體，這個政治主體出了問題，經濟再發展，社會再發展，國家最終也是會有問題的。

「經驗地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存在，不僅沒有過時，反而為中國帶來愈來愈大的現代性。」

超級全球化為一些個人、一些企業和一些國家創造了無窮的機遇。但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是夢遊者，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環境裏，他們對真實的世界缺乏理性思考。

一旦在認同政治層面把中國妖魔化，美國對中國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是合理的了。這種認同政治不僅是針對美國國內的民眾和國際社會，也試圖影響中國民眾。

中國發展到這個階段，無論美國的對華政策如何，中國的繼續崛起不可阻擋。

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國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會，迄今也純屬烏托邦。作為一個共同體，社會是否理性，關鍵在於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台面，主導社會。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改變了社會輿論的一切。

當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因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國老百姓生命的時候，人們就必須嚴肅檢討和拷問全球化了。

沒有一個社會會如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變得平等，社會永遠會是等級性的，永遠會存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最近一段時間開始盛行妖魔化中國來強化西方民主認同的做法。很顯然，認同政治已經從社會個體、群體上升到主權國家對自身的認同，對他國的排斥。

今天的人們脫離了當時「事物」發生的大環境和即時的場景，而把它們置於今天的大環境和即時的場景之中。「歷史虛無化」的目的，無非就是歷史為現實服務。

中國既沒有足夠的實力，沒有強烈意願，也沒有這樣的傳統，來從美國手中接管充滿無窮問題的世界秩序，更是因為美國也不會自願退出國際秩序。

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基礎都不足。中國政府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是貧窮問題的成因之一。

二戰之後，儘管有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體系，但很多國際問題是通過西方體系得到解決，而非聯合國體系。中國早已開始為現存世界體系補充。如果全球化持續推進，人們甚至不要驚訝一些國家同時成為兩個體系的成員國。

今天，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擺出了一副要和中國進行一場「民主政權保衛戰」的樣子，好像西方民主的威脅來自中國。這其實是大錯特錯了。

在美蘇冷戰期間，儘管兩國可以互相進行核威懾，但兩國之間在公共衛生領域還是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廣天花疫苗接種，最終為人類消滅了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今天的中美關係又是如何呢？

相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國家，東亞社會的抗疫很顯然是比較成功的，而成功的關鍵在於東亞政府在抗疫過程中，能夠實現科學與政治之間的平衡。

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冠病疫情會成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熔斷器，熔斷兩者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聯，導致中國的再次封閉起來嗎？

中國政府拯救經濟的決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強大，同時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也更具有能力來拯救經濟。問題在於中國不缺錢，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錢。

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體系是西方確立起來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國家。現在西方諸國因為疫情自顧不暇，忙於抗疫，好像只有中國在這個本來屬於他們的舞台上活動。這使得很多國家感覺自身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