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對政策改變普遍存在恐懼感，任何需要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案，都會受制於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經濟命脈的不干預方針這個舒適圈，當香港經濟面臨結構性問題時，社會各界均認為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時。

要做到經濟有效轉型，政府決策者及市民必先重新審視「積極不干預」理念，是否依然適合現時香港的經濟形勢；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是否可以找到更理想的平衡。

在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以及去全球化趨勢的大環境下，RCEP的簽署殊屬創舉，可算是近年最值得鼓舞的國際事件。不少研究就已預計，RCEP多個成員國更將是疫後全球復蘇及長期增長的重要引擎。

綜合美國大選形勢及配合國家政策，筆者早前倡議本港以再工業化為第三次經濟轉型主軸，重拾增長勢頭。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扭盡六壬「美國優先」，「股市優先」，務求令股市節節上升；外交上則展開貿易戰，實施單邊主義及圍堵中國。如果特朗普順利連任，他的第二任任期對華政策只會比第一任有過之而無不及。

筆者認為，繼1960年代本地經濟轉型至製造業為主導，及1990年代再轉型至金融地產物流等服務業後，必須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切勿重蹈2003年沙士後的覆轍，靠旅遊及地產帶動復甦，錯失良機。

全球疫情肆虐，究竟會令民粹主義惡化抑或提供一個轉捩點？

在去全球化、供應鏈碎片化、機械人取代發達國家工人的趨勢下，環球經濟發展將會疲弱，貧富懸殊會持續惡化，希望不至釀成下一場全球災難。

新冠病毒的蔓延給小型企業造成極大負面影響。正如我們在西班牙流感和9月11日襲擊事件中看到的，從這場瘟疫中倖存下來的企業面臨的競爭會顯著變少。

2003年沙士一役，對中國內地及全球經濟衝擊有限而且相對短暫，然而當前新冠肺炎對經濟的影響則有根本性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