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制定更多標準的國家，其創造和定義「創新新賽道」的能力將會變得更加強大。這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不僅在中國，逐漸更會影響着世界上其他地區。

中國的崛起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而地緣政治、全球問題和科技帶來的新挑戰正在使整體環境變得愈加複雜。在此背景下，企業正在調整其戰略，而他們的全球戰略將會更多是以中國為核心。

在大變局之中，企業家必須建立戰略的思維，對未來局勢的發展有清晰的觀察和判斷，始終注意到較為複雜的問題如地緣政治等，同時也掌握較為成熟和有技巧的方式應對方式。

上海包容的數字發展環境，吸引了許多中外企業共同參與建設。不論是央企、地方國企，還是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在積極探索特色的數字化轉型道路，並在轉型的進程中不斷培養企業知識化、品質型和數位孿生的特徵。

深圳的迅速發展正是國家治理結構的微觀縮影。這種獨特的治理結構確保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標的一致性，從而使地方政府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當地民營企業家的創新。

多個領域如智慧城市、製造、移動出行和醫療服務等之間的互聯互通，將提高城市的經濟活力和人民的生活水準，令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定位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榜樣。

展望未來，人類將會追求一個更為互聯互通、虛實共存的世界。同時，由於各個國家在數據主權上的要求，跨國企業的商業模式將變得愈來愈複雜。

5G與其他顛覆性技術帶來了創新的新拐點，5G將通過創新為更多的行業帶來重大機遇，也將重塑從研發到設計到製造、售後和服務的整個價值鏈的多個環節。新的篇章正在悄然開啟，而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將極為重要。

隨着人類尋求更多的互聯互通，脫鈎不會完全符合這一趨勢。事實上，在很多方面，中美從來就沒有真正地脫過鈎，所以沒有任何再掛鈎的必要。

中國的汽車行業在五年後肯定會變得截然不同。勢必會有一些玩家（可能是傳統車企或新進入者）在市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將會變得非常有價值，但另一些則會被邊緣化甚至被市場淘汰。

我們將看到更多公私合營（PPP）的模式在中國湧現，更多包括政府、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生態系統將被建立。企業必須認真審視他們現有在中國與其合作夥伴的關係和決定需不需要進行重構。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情況下，很多戰略問題靠簡單的思考方式並不能完全解決，甚至不可能解決。中國和西方比較成功的企業都走上了戰略的第三條路，即在機會出現與自己能力之間做一個比較與博弈。

其實西方國家亦會執行許多監管措施，但中國政府執行的決心和速度更加明顯。「改革開放」政策本來就是一個持續的實驗，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微妙平衡一直在不斷演變。

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而言，瞭解中國的發展目標及其背後潛在驅動力是很重要的。

隨着中國繼續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世界其他國家也將愈來愈多地感受到中國的影響力。同時人們也需要加深對中國做法的理解，以及它將如何影響全世界。

秉承同一個目標和願景是中國發展的關鍵動力。如果簡單地將奇蹟般的壯舉僅僅歸功於所謂中國政府的「威權主義」，對那些日夜兼程趕造方艙醫院的人和企業來說未免不夠尊重和有失公允。

有了多年來沉澱堅實基礎，也有政府政策的進一步激勵，再加上整個地區所有管轄區域的整合和協調，我們有理由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將進一步穩固其全球創新和創業中心的地位。

組織架構、創新能力、人才建設等企業的基本面依舊是立足之本。在此之上，企業需要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和進取心態，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具備宏觀的戰略思維以及微觀的落地能力。

在約束條件下，憑對新發展大局深邃的預判，尋找新的機會，找到後儘快跳躍和重點執行，建立能力（包括通過全球資源平台的組建和生態系統），進行成功跳躍，即是戰略的第三條路。

中國將在未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格局中扮演愈來愈重要和關鍵的角色。

回歸後，香港曾經有機會建立「半導體矽港」的計劃，可惜因公務員體系的守舊和眼光不足，而被上海後來居上，成為今天着名的中芯國際公司，並創造了巨大的價值。

中國已經逐漸成為全球商業創新的中心，中國創新的節奏和強度令人讚歎，這意味想要脫穎而出的企業，將需要極具創新性。

許多跨國公司相信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仍將繼續擴大，因而需要謹慎對待地緣政治以及相關政策頒布等外部因素所引發的問題。企業戰略者需要設想並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從而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

中國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巨大發展空間，但跨國公司希望昇華他們的中國戰略，也需要更多的睿智和技巧。

中國已經從西方的經濟模式中學到了很多，並從中受益良多。難道美國不應該向中國學習嗎？ 畢竟，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兩個超級大國。

過去中國汽車行業中外企業間的合作模式主要為合資。展望未來，中外企業之間將出現新的合作方式，包括從獨資經營到各種類型的企業合資。客戶需求將隨着供應商的增多而變得更加嚴格，更加激烈的競爭也將顯現。

在中國的企業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與目標消費者進行溝通，且與不斷發展的消費需求和技術變革相適應。具備數字化思維和方法愈來愈成為關鍵的決勝之道。在這方面，不少外國企業往往落後於本土企業。

隨着愈來愈多的公司調整其業務戰略發展社交電商，公司應意識到有效利用社交電商的關鍵方法。他們可以通過品牌擬人化，仔細選擇正確的渠道來分享品牌信息，並適應不斷變化的消費者行為來參與其中。

新疆棉花事件表明，儘管中國消費者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費者群體之一，這些CEO們對中國消費者並不嚴格遵守這一規則。企業領導者並未深思熟慮他們行為背後的意義與潛在影響。

大型的跨國企業現在已經意識到，在世界不同地區開展業務需要因地制宜，尤其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既存在不少相同之處亦同時存在諸多差異的前提下。企業經營的方式沒有客觀的對與錯，只是不同的場景具有截然不同的條件。

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速度驚人，顯示出其政府和企業（無論是大企業或小企業、國營或私營企業）間複雜和有技巧的協同發展機制。

中國政府在加強監督互聯網平台壟斷之餘，不少人說這是代表着政府正在打壓民營企業，我不同意這看法。在一個遊戲規則更清晰、更透明和更公平的平台上，可以預期中國企業家更可發揮他們的能力，推動更多創新的出現。

中國的新現實表明，「中國崩潰論」等斷論並不是指導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拜登政府也應該摒棄在過去4年間對中國的侵略思維、指責和嘲弄的態度。

外資跨國公司正逐漸意識到，中國不僅僅只是一個可以賺取利潤的市場而已，它也在逐漸成為企業獲取新知識與競爭力的新天地。

疫情初期，大量專家學者提出中國可能面對的「去中國化」和「逆全球化」並沒有發生，相反，隨着中國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增加和疫情在國內的緩和，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依舊信心十足。

在中國飛速發展的今天，愈來愈多的香港年輕人有機會在內地城市尋求發展機會。中國良好的創業及創新的氛圍使得香港人可以透過這些機會完善自我、獲取新的知識，更能拓寬眼界、培養全球視野。

疫情後的世界秩序將大有不同，而且中美關係的走向將決定未來的世界秩序。人們普遍認為，在世界的發展進程中，中國會繼續扮演重要角色，或者甚至是更為關鍵的角色，您該做些什麼？如何看待未來的世界發展？

在疫情高峰時，因中國局部的生產受到了某程度的影響，國外不少輿論隨即假設供應鏈將會大量撤離中國，不少跨國公司亦會離開，他們將會進行「去中國化」。但事實是否就是如此呢？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不應試圖將中國拒之門外，而應設法確定與中國合作的內容和保護的內容。各國不應針對具體的公司，而應就潛在的合作領域制定明確的國家規則。

未來全球化仍將會是世界經濟的主規律，不過它的需求重心將從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到從西方加上中國為核心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內地疫情得以在短短半年內受到控制，經濟與社會秩序正快速復蘇。我們也觀察到，科技對大健康領域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在醫療領域的融合創新應用正在加速地進行。

新冠疫情引發了中國以增長為經濟主導的發展模式下沒能完全解決的社會問題。在全國公共衛生改革中，「新一代智慧城市」的角色十分重要，不僅要覆蓋特定的垂直領域，亦將囊括公共衛生等更多領域，向以人為本目標演化。

十幾年前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新穎的議題，隨着時間轉移，企業的關注點亦有所演變，從比較簡單的如何「出海」，進化到比較複雜的如何「成為全球化企業」等，代表着中國企業們在「走出去」這方面的不斷成熟。

對於企業來說，如何將地緣政治的干擾因素減到最低，將會是企業領導者的一個重要課題。

新基建將成為中國下一代智慧城市的基石，而自動化會扮演重要角色，推動智慧製造及智慧出行領域的發展。

極端的禁令或強迫外國公司出售等干預措施嚴重破壞了全球體系的運作方式，更破壞了其潛在價值。

對在華企業而言，疫情後的新商業格局標誌着一個重新調整對華戰略、適應變化的時期。許多具有前瞻性的企業已經與地方政府開展緊密合作，並利用現有資源和能力推動城市及其產業的轉型。

各路媒體和政府將中國科技巨頭描繪成潛在的威脅，中國科技公司的全球化雄心很可能因此受阻。對中國持續的抨擊已經玷污了這些公司的品牌形象，因此他們在嘗試國際化營運時，將會面臨一場艱苦戰鬥。

全球化發展模式將會有所變化，但仍是世界發展主流；另一方面，本土化回流的趨勢，形成逆全球化浪潮。然而，中國不會被「去中國化」，其在全球的經濟重要性會持續提升，並通過投資、消費和創新引領全球化新進程。

企業領導者必須擁有動態的戰略思維、對周圍的局勢觀察入微，以批判眼光來分析問題，平時要讀多些書、接受多種新舊事物，不要人云亦云。

隨着疫情帶來的動盪和競爭的激烈程度，中國企業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制定能帶來價值和持續發展的戰略。因此，創新往往是最重要的一環，不少中國企業對創新非常重視。

在大場景是全球化，小場景化是區域化、本土化的情況之下，作為企業怎麼利用新的方法、採取新的手段，通過科技的手段來確保我的風險能夠受控。這是正在發生的趨勢，而不是絕對的去全球化或者絕對的去中國化。

外商會否大批撤離中國，將它們的供應鏈「去中國化」近期備受關注。我們的理解，外商公司的高管對中國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會基於對疫情後全球秩序重構情況的判斷，而絕大部分高管和董事會對此還未有清晰和一致的觀點。

內地的企業家精神的發展與蛻變可以總結為四個方面的特徵，包括企業家們對改革開放大時代的感恩；企業家對某些不公平對待的寬恕；企業家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