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兔年應該是中國經濟好轉的一年，除非出現一些特大的黑天鵝事件。2023年中國亦會持續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很大的貢獻。

美國戴爾公司近期宣布，計劃旗下所有產品不再使用在中國生產的半導體零部件，並將50%的產能移出中國。與其視作中美脫鈎的證據，不如是中國在價值鏈上的向上游。

愈來愈多的公司也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了創新的靈感和知識源泉，並且如果想要在中國獲得成功，他們需要深度理解並參與進來。對於其中一些公司來說，中國戰略甚至是他們全球戰略的核心，當中包括什麼？

每次我踏上廣州地鐵的時候，腦海中依然會再次浮現1999年我們合作時的情景。時至今日，廣州地鐵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但企業改革的步伐卻一直沒有停止，20多年前改革的路已經成為基業長青的一部分。

中國電動汽車行業的形勢目前還非常不穩定，許多公司仍在努力搶佔先機。現有的整車廠需要不斷學習，並且同時尋找適當的機會革新自己以適應新的遊戲規則。不過，傳統車企所積累的經驗和能力往往是初創企業所不具備的。

展望2023年，中國的經濟前景會是怎麼樣的呢？如果我們排除極端情況來看的話，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發生的情況。

對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知識型工作者的數量和品質是衡量其發展能力的重要指標。優秀的管理諮詢公司是培養知識型工作者的很好的溫床。

跨國企業的領導層應該以新的視角看待中國，並深刻理解改革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他們應當分辨出什麼是政治口號，什麼是基本的商業邏輯，並從而制定自己的商業戰略。

外資企業會停止在華投資嗎？或者他們會將現有的投資轉移出中國嗎？我認為是不會。對許多公司來說，聚焦中國市場是不可或缺的，並且在未來將變得更加重要。

中國未來將繼續發揮其本身在數字化和供應鏈等方面的優勢，推動全球電子商務市場健康發展，這亦將有助於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促進國際貿易的進一步開展。

今天在「百年未見之大變局」中，不少企業高層都在思考大變局對他們企業的影響和含義是什麼。當然，他們會詢問的顧問應該對他自己的行業比較了解，但他們更需要那些能夠看到全局和可以剖析複雜問題的「廣博」者。

人才可以怎樣搶回來？我認為改變香港的產業分布應該是最重要的問題，即是如何將產業多元化。除了房地產和金融之外，我們還可以發展什麼支柱產業？

過去十年來，創新和創業一直是中國政策的核心主題。在今天，科技創新已是中國政策的重點。

中國的宏觀環境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中，因此企業戰略家必須採取非線性、多維和跳躍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

不少跨國公司已經認識到了有效利用中國市場機遇及應對競爭挑戰的方法。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認知不斷演變之餘，他們考慮的因素亦在不斷調整，思考探索着更基本的要素。

諮詢公司給客戶的質量取決於公司的追求、價值觀、定位、和人才素質的體現。建立一家能夠經得起時間和價值考驗的institution，應該是諮詢公司的追求。

2014年博思艾倫公司成立100周年之際，作為博思艾倫的傳承者，博斯公司剛慶祝完這歷史性的時刻之後不久，公司就被合併到另外一家公司裏，而原本的有百年歷史的優秀諮詢品牌，亦湮沒在了歷史的洪流中。

全球化1.0已經走到盡頭，在下一階段，我預測中國將同時成為供應端與需求端，同時以西方為主要需求端的舊全球化格局將在某種程度上繼續存在。我認為，中國將會開拓一個更新、更進步和更具有韌性的局面。

諮詢顧問是一份以價值觀為本的專業，從業者們必須明確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並貫徹篤行。

香港的創科需要新思維、新戰略。當中國在以科技創新作為發展的重要綱領的時候，香港必須同時配合發展，以更全面的全局觀和視野來迎接新的機會和新的挑戰。

儘管香港的經濟仍面臨不少挑戰，但我對特區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若香港能與內地以及海外地區擁有更好、更大規模的連通性，香港則可以繼續保持並且加強作為中國內地與世界連通的「超級聯繫人」角色。

儘管有人說全球化可能會結束，有區域化甚至於本土化的趨勢出現，但是相比於政客來說，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是相對比較理性和邏輯性的。從供應鏈的角度，企業考慮的因素還是那幾個，而中國仍佔有比較優勢。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擁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得天獨厚的金融優勢。在加速推進數字化轉型的同時，積極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以更好地發揮其代表中國與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作用。

我建議李家超特首將香港定位為一個「戰略城市」，在全港形成具有戰略思想的氛圍。除了在戰略上解決香港內部的問題之外，亦應緊密連繫內地和對接全球，強化香港優勢，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繼續為電動汽車行業提供大力支持，包括提供補貼、直接投資以建立新生產工廠或研發中心以及提供資金支援海外收購。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市場競爭將變得更加激烈。新玩家的湧現和市場的加速整合

中國的整車廠正在引領智能座艙技術的發展。從整體的角度來看，智能座艙設計的基線將會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水準──從由功能以及技術驅動的可用性，提升到由環境以及情感驅動的設計理念。

許多評論家在議論企業，特別是與中國和供應鏈相關的議題時，只是着眼在現在和近期的局勢，對於稍遠一點的局勢以及其他因素帶來的可能影響往往沒有更深入的考慮。

中國的創新降低了先進技術的成本，並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而這些改變亦可讓RCEP成員國受益匪淺。中國企業在繼續投資這些市場的同時，亦可促進區域的本土創新，支持這些經濟體，改善它們的公共服務。

除了已發表的政綱和其他重要看法之外，作者認為李家超亦需要思考和確立香港未來的新定位應該是什麼。而在新定位的基礎上，特區的戰略，以及相關政策和執行方式應該如何建立和實施。

儘管有一些反對意見，我仍認為在後疫情時代，推動經濟快速復甦的正確原則是全球化（可能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多邊主義和全球貿易的增長。儘管當前的逆風可能會破壞這一願景，但人們仍然渴望擁抱全球化。

為公司提供良好的解決方案，要求公司的員工都對企業文化有高度認同，才能打造出一個高效並且齊心協力的組織，這是高德威的教訓。他扭轉霍尼韋爾的故事，給予了企業管理人員不少啟示。

隨着時間的發展，這些情景將會怎樣演變？許多跨國企業和中國企業的管理層人員和智庫及研究機構亦曾與我交流過。可以說，大家的觀點各不相同，眾說紛紜，都自覺是有理有據的。

下一屆的香港特區政府要建立的並不是一個「舊的CPU」，而是一個具有整體和超越過去眼界和視野的能力，加上能協調強大執行力的新戰略規劃能力部門。

下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應該建立（或重振）在戰略規劃方面的能力和相關組織部門。從根本的工作本質來說，這部門應該要比以往的CPU更加戰略性；相對政策局來說，更有駕馭的權力。

為了確保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中國政府需要確保競爭環境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政府應該鼓勵適當與正確的競爭，同時確保規則的公平性與透明性。為此，我們可以期待未來更多的民營企業和跨國公司加入中國市場的競爭。

在複雜多變的環境裏，中國企業家必須建立更強的全局觀，對主體趨勢必須具有更深邃的洞察力，同時對風險有全面的分析和判斷，並能建立底線思維。

戰略思維能力使本土管理者能夠更好地將中國的情況傳達給全球相關人員。更多時候，全球總部的高管並不能密切關注中國錯綜複雜的發展，也沒有足夠的背景和知識來充分瞭解當地的情況。因此，本土管理者的意見至關重要。

隨著市場的擴大，中國本土競爭者全面崛起。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甚至是這些跨國公司最大的競爭對手。尤其是在電子商務、線上支付和物流等行業，中國企業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

通過適時、連續的跳躍戰略，很多中國的企業，特別是一些互聯網企業，通過利用了移動互聯網，在有合適時機的時候完成了從一個機會跳到另一個機會的躍進。中國汽車行業是一個展示未來可能發展的好例子。

智慧城市的概念不單只是一個智慧城市，可能最後會變成一個智慧的區域。智慧的區域應該包括香港、澳門，不單只是廣東省的這幾個城市，這個互聯互通都需要科技的發展。

面對科技制裁等威脅，中國將堅定不移的採取行動去中和這一威脅。在中國政府提出明確和合理目標的大前提下，人民和企業願意且致力於遵守中國政府制定的計畫和政策，並為之而付出努力。

隨着中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制定更多標準的國家，其創造和定義「創新新賽道」的能力將會變得更加強大。這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不僅在中國，逐漸更會影響着世界上其他地區。

中國的崛起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而地緣政治、全球問題和科技帶來的新挑戰正在使整體環境變得愈加複雜。在此背景下，企業正在調整其戰略，而他們的全球戰略將會更多是以中國為核心。

在大變局之中，企業家必須建立戰略的思維，對未來局勢的發展有清晰的觀察和判斷，始終注意到較為複雜的問題如地緣政治等，同時也掌握較為成熟和有技巧的方式應對方式。

上海包容的數字發展環境，吸引了許多中外企業共同參與建設。不論是央企、地方國企，還是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在積極探索特色的數字化轉型道路，並在轉型的進程中不斷培養企業知識化、品質型和數位孿生的特徵。

深圳的迅速發展正是國家治理結構的微觀縮影。這種獨特的治理結構確保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標的一致性，從而使地方政府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當地民營企業家的創新。

多個領域如智慧城市、製造、移動出行和醫療服務等之間的互聯互通，將提高城市的經濟活力和人民的生活水準，令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定位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榜樣。

展望未來，人類將會追求一個更為互聯互通、虛實共存的世界。同時，由於各個國家在數據主權上的要求，跨國企業的商業模式將變得愈來愈複雜。

5G與其他顛覆性技術帶來了創新的新拐點，5G將通過創新為更多的行業帶來重大機遇，也將重塑從研發到設計到製造、售後和服務的整個價值鏈的多個環節。新的篇章正在悄然開啟，而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將極為重要。

隨着人類尋求更多的互聯互通，脫鈎不會完全符合這一趨勢。事實上，在很多方面，中美從來就沒有真正地脫過鈎，所以沒有任何再掛鈎的必要。

中國的汽車行業在五年後肯定會變得截然不同。勢必會有一些玩家（可能是傳統車企或新進入者）在市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將會變得非常有價值，但另一些則會被邊緣化甚至被市場淘汰。

我們將看到更多公私合營（PPP）的模式在中國湧現，更多包括政府、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生態系統將被建立。企業必須認真審視他們現有在中國與其合作夥伴的關係和決定需不需要進行重構。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情況下，很多戰略問題靠簡單的思考方式並不能完全解決，甚至不可能解決。中國和西方比較成功的企業都走上了戰略的第三條路，即在機會出現與自己能力之間做一個比較與博弈。

其實西方國家亦會執行許多監管措施，但中國政府執行的決心和速度更加明顯。「改革開放」政策本來就是一個持續的實驗，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的微妙平衡一直在不斷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