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出生的朱芸編，父親是二胡家朱道忠，近水樓台，朱芸編（Wan）也成為二胡演奏家，他土生土長，在「男拔」唸中學。

石修溫文、魅力非凡、說話很輕、挺着腰板、眼睛跟着你的反應走。我問修哥，那年代，如何演戲？

假如香港不以文化和修養去改善社會，繼續以金錢掛帥，就算更高的GDP，只會衍生更可怕的惡行。想在香港以外，建立多一個亞洲驛居，到底在哪？我仍在掙扎。

香港的要商當中，鄭志剛（Adrian）是藝術工作者尊敬的少數，和他認識十多年，看他勞神傷財、認真地推動香港的文化和藝術，提升了社會的品味。

我和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前會長雷楚雄相識20多年，有很多共同朋友，每次見面，搭對「三八」線，開心至死。

香港的舞台藝術活動，大部分是政府出資。我為政府服務20多年，主責協助「派錢」，哪好意思拐過彎，反問政府拿錢做藝術，如果用自己和朋友的錢，當然要考慮市場，所以，我歸納musical為「市場藝術」。

楊立門自小愛唱歌，中學在高主教書院，已組band。1982年，大學快畢業，他參加TVB新秀歌唱大賽，但參賽期間，政府取錄他做「AO」，為了穩定生活，遂退出比賽，不當歌星。

港龍的黃金期，和我是同一步伐的，我怕長獃於一個狹小空間，只有坐上港龍，我的不快會全消；可惜，今天它走了，我也只能追憶似水年華：幸福的歲月便是失落的過去。來，和我追尋過去35年的港龍回憶。

坊間視為「好口才」的人，許多其實是語言惡棍，他們口若懸河，誤導大眾。在影視圈，有一位藝人躬行實踐，由1976年至今，靠口才「搵食」，他是司儀鄧英敏。

眾惡男中，我和「卡拉之星」棠哥最投契，首先，年紀相若；此外，在年輕人愛「夜蒲」的八十年代，棠哥在disco做管理，是大家熟悉的朋友。那時候，他是高大俊男一名，身邊美女如雲，曾經非常風流，幸好修成正果。

生命，包括生理和心理，如威化餅，本來脆弱，只不過有人「出事」，有人沒事；健康的你，該感謝幸運，珍惜眼前，切勿歧視傷殘人士。傷殘，包括精神健康受損的，需要大家打氣，送上尊重和關懷，這樣，香港才溫暖。

《麥路人》只是一部以社會問題為題材，並非深究這問題的「情緒影片」，它的思考價值不高，手法保守。我們常批評，電影不要像電視劇，但是《麥路人》太像溫情電視劇。

我們這些中年人，常常對着新一輩搖頭：疏懶、缺乏大志、諉過於人，大學畢業，還叫父母安排工作、支付婚宴、買房子。他們恐怕要刮骨療毒，才可醫治這種「脊椎彎」症。

陳美齡談音樂和教育，恐怕太多，我要改變話題，談大家心目中的「潮都」：東京。

能「得道」，極不容易，要三世修行，五世為人，且看香港舞台藝術的台前幕後持份者，能否把握良機，在一番努力後，十年以後，「不雨棠梨滿地花」，在外國、在大灣區，都排滿香港的舞台節目。

有實力的年輕音樂人，要自行製作和發行音樂來打造市場，而那些屬於「娛樂圈」的歌手，只好繼續依靠唱片公司的人工包裝。

我愈想得多，思路愈紊亂；終於有一天，遇到電影老行尊，香港電影發展局前秘書長馮永，和他來一次思想切磋。

畫是靜態的藝術，卻反映動態萬物的美，平面的畫，看似平凡，其實發出不平凡的電波，碰觸心靈。

靠文化藝術吃一碗飯的同道，吃半碗飯的我，常常懊惱空間有限，想往前發展，步履維艱；不過，很多這個圈子的老朋友，數十年來，雖然沒有春光明媚，但是日子又總會過去，起碼，活現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