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阻止個別的獨裁者，把他們的取捨加諸社會身上，人類發明了民主制度。然而，以一人一票去為社會作決定的機制，自身亦存在着結構上的矛盾……
默克爾是德國的總理，德國法西斯在二戰時期與日本法西斯是同盟國，又同是二戰戰敗國。對日本來說，默克爾的話最能敲打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派的神經。德國目前是歐洲第一大國，一言九鼎，在世界上威信也很高，但是該國既沒有核武，甚至取消核發電站。默克爾對日本說的這一番話，是現在最誠懇的、沒有火藥味的、最可能聽得進和深思的外國發言。
李光耀至今整整一個甲子的歲月中，堪稱為黨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對他的黨、國家和人民的奉獻和貢獻，將永載新加坡史冊。李光耀至今整整一個甲子的歲月中，堪稱為黨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對他的黨、國家和人民的奉獻和貢獻，將永載新加坡史冊。……然而，世易時移，大家長「大棒政治」的統治，新加坡人是否始終甘之如飴，繼續接受下去？這是個大問題。
假如政府的方案被立法會否決，2017年沒有普選，情況是否會壞到香港不能管治？可以預計的壞後果是，爭取真普選的聲音和行動會增加，激進分子的違法的行為會變本加厲，泛民議員在立法會的不合作運動會持續等。上述種種後果表示香港施政依然不會暢順，但這不等於香港到了不能管治的地步。
香港獨樹一幟，可能是歷史上最少衝突和磨合、最低代價和最高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模式。歷史上可能沒有另一個地方這麼長時間內，西方在東方土地上劃出一個完整的司法管轄權範疇，配套的體制完整運作和累積而成一個「類現代化和現代性」社會和文化。
民主化與去全球化是我國的真正出路，但超過三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已經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現政權改弦更張真可說是緣木求魚甚至與虎謀皮…
如果說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發生在政治上並不可行，甚至會導致政治的失敗，不加選擇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會導向同樣的結局。如果說民主不可避免，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贏得最終勝利的，是那些能夠找到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的社會。
相比美國主流社會在處理敏感問題的做法與態度，香港的泛民實在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人家在處理奧克拉荷馬大學種族主義事件的例子，值得參考。泛民總不能左手爭取民主、右手鼓勵反民主。
即使泛民又一次聯名反對8‧31決定，絕不等於他們當中沒有人願意與中央官員溝通，也不等於溝通一定起不了作用。擺在面前的困難，人人看到，但既然中央負責官員說了使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是「硬任務」，那就應該迎難而上，不應放棄任何機會，不管多麼渺茫。
無可否認，大陸與香港兩地關係已亮起了「紅燈」。但，不能被局部現象所迷惑和誤導，這畢竟不是主流。一國的統一與二制的磨合，是大格局、大趨勢。我們最重視的是北京執政當局，真正制定了什麼基本政策和對策，而香港第一管治力量、第二管治力量和其他社會正面力量是如何執行，如何落實。
即使中共轉性，肯讓泛民行他們主張的民主制度，香港亦難免進入多事之秋。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制度，無可避免會導致民粹主義當道。香港原先的那套以尊重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一定無以為繼；經濟發展的速度必會放緩，港人生活改善的速度，亦會停滯不前，令社會內部的矛盾更容易激化。
「點讚」的新現象，顯示民眾對習近平主導的中共新高層治國理政戰略的認同和支持。中共新高層執政僅兩年多一點就能獲得這樣良好的反響，是十分罕見的，難怪令海內外人士刮目相看。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式上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我坐在漢堡家中的電視機前，邊聽邊思想起伏。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政府工作報告，把它們都拿來回顧比較一下，無論從內容上和數字上都會使你大大吃驚，這變化「太太太」大了。
去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於北京召開會議，當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合照上，習近平板起臉孔，安倍亦顯得相當尷尬，這意味着什麼？「他們都要注意自己國家的民眾反應，因為中國人對日本有相當大的成見……即使他們身在同一場合、同一張照片中，始終仍是分別面對自己的國民。」
有經濟學家曾指出，八十年代香港的GDP佔中國的兩成半，今日卻只是約3%，顯示香港的重要性下降，有機會被中央「撇賬」，傅高義如何看？「我不認為這有可能，香港卻始終是個重要的區域重鎮，與世界有特別的連繫，有比中國好的法律制度、大量跨國企業和國企願意投資在這裏，因此，說香港會被放棄是荒謬的。」
我們必須盡量認真思考聯合執政的可能空間，其中相對多數和關鍵少數的共融共治觀念，可以提供探討此一話題的切入點。換言之，相對大黨不能以政治優勢自居，畢竟需要聯合其他政黨，才可取得較廣泛的民間支持；小黨亦不以自身力弱，放棄參與政治的母體，循共議途徑最終仍可逐步實現政黨的影響力。
對有意參選特首者而言，門檻不能過高，確保不會造成寡頭「選舉」……而在競選期間，政府須委託獨立、不依附任何政黨利益的民意調查機構，進行定期民調，既讓1,200個提名委員參考，亦同時向全港市民初現參選人的真本事。
與其中央和特區政府為落實一個可能對施政無助的普選安排費神，不如兩個政府首先解決內地客迫爆香港的問題，藉此顯示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無論有沒有普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依然有效。這樣做肯定受到大多數港人的歡迎，並有助提升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港人心中的聲望。
在同台灣本省的幾代人的交談中，我得到的回應是：「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也做了不少的民生改善事業，台灣社會的開發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到了日本殖民主義尾期，台灣省的綜合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在當時全中國各省份裏面，名列前茅。台灣各界人士對上述柯文哲有關殖民主義的評價，雖然多有批評，但並沒有全盤否定日本佔領期間台灣近代化（即中國大陸所言現代化）的多種成果。
在國際場合，習近平的外交手腕強硬，他能像鄧一樣向世界學習嗎？傅高義摸摸頸項，思考了一下然後說：「當習近平來到美國的時候，我的朋友見過他。我們都感到意外的是，他問及美國的政治系統，表示很好奇，想知道是如何構築起來的。我認為他確實有所嘗試，但他實在沒辦法有鄧的經歷……
從正面和反面看，沒有香港就沒有開放改革。香港在中國歷史框架中創出第五個奇跡——一個中國人在外人治下以最低代價換取最大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試驗場，無意間走上歷史正確、平順的路，並引入內地，為中國人指示一條走向世界的路向；香港十足一種跨越香港和內地的「文明變壓站」，幾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香港儼如一種新的「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原型。
自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降，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內地革命家，都充分利用英國殖民主義下的香港，從事他們理想的事業。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很多都得益於當時香港寬容進步的大環境。這個名單實在太長，不勝枚舉，我們只能選極少數：蔡和森、周恩來、鄧小平、鄧中夏、廖承志、喬冠華、潘漢年、夏衍、劉曉。當然還包括此前的孫中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協力是克服逆境的必要條件。 因此，百人一匯呼籲港人要冷靜，和衷共濟！衷，就是要大家誠心誠意；共濟，就是大家一條心，共渡時艱。
我建議在決定選舉結果時，用「排序複選制」來決定誰當選……如果投白票的選民的人數佔所有投票的選民的過半數，則選舉無效，需要安排重選（即重頭來過，包括提委會進行推薦、提名等活動）。
反抗理性秩序的思想，源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德國浪漫思潮。當時他們全盤否定人類行為及普世均有合理秩序的理念，認為真理乃是相對而非絕對、各種思想無須協調、矛盾與爭拗永遠存在、理性不能帶來希望……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談及港澳的一段說：「我們將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裏的「我們」，是中央政府；所以，「嚴格依照憲法」辦事，不是對港人提出的要求，而是中央政府公開作出的承諾。
我提出的方案的着墨點在於提名委員會產生候選人的「兩階段」程序的投票機制，以及市民普選時的投票機制。此外，對於為了實現特首普選而須對《基本法》附件一進行修改的修正案的內容，我也會提出一個建議。
可喜的是，如火如荼的反腐必將持續下去，已成社會共識。當初曾一度彌漫的「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的懷疑一掃而空。治腐如同治霾，雖任重道遠，但決心已下，目標已明，惟須有路前行，無路開路，堅定不移向前走。
毫無疑問，「四個全面」是習近平任總書記兩年多來，經醞釀、深思熟慮形成的。這「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施永青觀點】談到羊群心理，想起德國的政治學者——伊莉莎白・諾爾-紐曼在傳播學上的貢獻。1974年她發表的那篇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輿論的沉默螺旋〉），對現代傳媒的作用有深刻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