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的「愛語」巧妙地反映了現在部分港人與中央就如何解釋及落實某些《基本法》條文，以至一國兩制政策的矛盾或落差。（部分港人當然不包括緊貼中央口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香港權貴。）借用愛的術言解釋中央與港人的關係，今天的中央認為港人愛（國）意不濃，港人卻認為中央和依附中央的權貴變了心。下面兩則新聞是「變心」的旁證。
香港的走向世界由英人主宰，學點西方的世俗化及個體化，迴避本體性，由下而上，開放自由競爭；東西方形而上和形而下各種資源、思潮和實利功能共存，各有空間和價值，互相淘汰；但香港不自覺這是進入未知和不確定，不注重方法學和知識論，欠自覺意識，只學到西方皮毛，但在東方已創出奇跡。
面對新聞自由的生態變化、新聞自由度的持續下降，港人要有憂患意識，記取漢．劉向《說苑．談叢》言：「江河大潰從蟻穴。」新聞自由如動搖，法治將受到負面影響。港人要有「自力救濟」之心，像參與共和遊行的歐洲人那樣挺身而出，以合法、和平方式護衛新聞自由。
李光耀的管治手法，受西方輿論抨擊最多的，是他經常以誹謗罪控告批評他的傳媒和反對派人物，打壓言論自由……
中國法學權威機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2015年《法治藍皮書》（下稱《藍皮書》）和中國法治權威機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4）》（下稱）《報告》兩份極具分量的法治報告，2015年3月18日同時對外發布，內容均強調中國法治反腐，格外引人注目。
當人們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後殖民地時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大歷史中去考察的時候，其非凡的意義才顯現出來。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僅關乎李光耀本人，也不僅僅關乎新加坡本身，而是關乎不同社會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選擇和創新。
早期香港民主派元老、前立法局、市政局及區議會「三料議員」文世昌，上周六（4/4）於加拿大多倫多病逝，終年70歲。據其家人發出的訃文透露，文世昌病逝時家人陪伴在側，他的喪禮將於4月18日舉殯。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新權要高舉毛紅旗，重樹毛澤東（1893-1976）的高大形象，大大加強思想意識、言論、新聞的控制，推展批判憲政民主論、民間社會論、普世價值的「亞文革」。在政局左轉之下，官方高喊「強亮劍」反自由化，強調「唱主旋律」，強化網絡傳播監控。這是中國大陸新聞自由度排名倒數第五位的政治背景。
中國的崛起會使亞洲價值成為西方價值的另一個選擇嗎？這涉及19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的命題。西方並不認為亞洲價值會取代西方價值，因為作為文明的西方價值根深蒂固，沒有任何其他價值可以取代。西方所擔憂的是，會出現西方之外的價值選擇嗎？
來自最高司法機關負責人在最高議事場合表達的歉意，輿論認為是當局決心推動司法改革的積極訊號，但老百姓卻是冷靜對待，並未怎樣讚賞，實在引人沉思！
因對《基本法》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社會中的對立、分化和撕裂，港人之間不斷內耗，政府管治舉步維艱，情況令人失望、氣餒和擔心。中央和泛民主派互不信任、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對中央的敵視或予以「妖魔化」，卻使「一國兩制」的前途蒙上陰影。今天，《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一個關鍵時刻，香港何去何從，願我們三思而行。
李光耀終究不能長生不老；他撒手人寰之後，新加坡的管治會不會出問題呢？香港沒可能出一個李光耀；但即使李光耀復活，用他的管治方法又能不能管好今天的香港呢？
亞視危機由去年尾延續至今，事態突然180度轉變，令不少人大感詫異。外界紛紛揣測，年前政府當局以「循序漸進」為由，否決香港電視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現在又適逢亞視正進行續牌程序，兩年前的牌照風波，會否因是次股權轉讓而再次上演？我們特訪問時事專欄作家、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與讀者分析當前狀況。
我一直試圖換位思考泛民派和青年學子心態。應該承認一國兩制的構思和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北京執政者、中央和中資駐港機構近二十年來的決策和言行，同樣也有錯失之處……
在出殯前多達144萬多人等候長達十小時排隊去瞻仰其遺容，出殯當天冒雨沿途送別的人群也超過150萬，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國民抽空向他致敬。外國政要稱他為當代政治偉大領袖的也不乏其人。可見蓋棺論定將他評為功遠大於過，應是中肯的定論。
亞投行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有發達國家加入的多邊體系，對其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是一次可貴的試水。它與世行、亞行等傳統多邊開發銀行定位有別，並不以減貧為核心使命，而是通過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
很多人估計，李光耀走後，新加坡會走向自由化。事實上，近年反對黨的勢力已日增，上屆選舉，人民行動黨只拿到六成議席。今後，反對黨發聲的機會一定更多，那社會上的矛盾，包括我上文所講的外勞矛盾，一定會有人提出不同的處理方法，勢必引起社會上更多的紛爭。
李光耀的逝世，即使並不突然，也足以震動世界。世界各大媒體都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報道，也有不少紀念回顧的專題。 各國各地區的政要們也紛紛發來吊唁信。一如奧巴馬的文中所述，李光耀是一個歷史上真正的巨人，作為新加坡開國之父和亞洲事務上偉大的戰略家，他將會被世世代代記住。
「三跑」應否興建完全可以是個擺事實、講道理的議題。政府錯在急於求成，企圖蒙混過關。在解決空域問題上，政府必須取得中央的明確支持，否則只是浪費千億公帑，得物無所用。本着尊重《基本法》的規定和立法會的憲制權責所反映的法治精神，政府不應濫用行政權力，藉此繞過立法會的審批程序。
弔詭地，是生於國恥的香港率先成功走向世界。香港像坐直通車，免除中國各階段的冤枉和反覆折騰。香港經驗給全國用，一邊用，一邊罵。更弔詭地，是香港率先走向世界的成功，幾經內內外外顛倒和顛覆之下，現在成為香港的問題，為香港帶來困厄。
是否要「袋住先」取決於市民的支持度，但過去多月在香港發生的風風雨雨已重創社會和諧。如果要市民「袋住先」，不如「傾掂先」……
近些年來，反腐敗一直是每年3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的高熱話題，今年2015年不僅如是，更有高層採取新方式予以加熱……
記得我進入南洋大學的第一年，我所就讀的政治學系的政治學會請來李光耀演講，他剛好當上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總理，學生要他講從政的心得。他在演講中講了一件事，叫我歷經55年仍牢記於心……
我無意於討論李光耀或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我只是說，不存在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因為，那是冷戰的產物，那不是簡單的個人奇跡。我還想說，別人可以在馬六甲海峽釘下一枚閃閃發光的圖釘，我們為甚麼不可以？我們也需要一些新的個人傳奇！
最考驗李光耀的頭十年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為新加坡建國定位，要成為一個共產國家，正如馬共所要的嗎？要成為一個華人國家？要成為一個種族優先權的國家？要繼承英國遺留下來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說漫無目的地亂闖比朝着堅定方向前進更容易找到出路，肯定沒有多少人會同意。不過，「蜜蜂和蒼蠅」的寓言提醒我們，對某種信念的堅持，有時也會使我們陷入盲目性……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如果不計地產和金融公司，香港可以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李錦記了，幾乎半個中國的老百姓都要吃香港牌子的醬油。然而也無法太樂觀，貴州的一個老農婦可以創辦年產幾十億元的老乾媽辣椒醬企業，李錦記家族擁有幾百億資金可以陸續「生錢」，卻不一定過一代二代還可以賣醬油。
我們身處在一個政治化得離譜的時代，每個人都被人貼標籤，也習慣貼他人標籤。左右紅橙黃藍綠：似乎除了顏色，其他是非黑白都是次要。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